从初读《张季直传》到写作《王同春》，正是顾颉刚高度关注国家建设问题且尝试介入其中的一段时期，他于1932年中偕同马鉴、洪业、容庚等同事筹组技术观摩社（曾先后命名为“生产研究社”“建设研究社”）并任社长，¹后又在此基础上改组北平黎明中学，拟传授学生农业生产技能并动员其到农村、边疆地区从事垦务。²此外，顾颉刚还计划安排谭其骧等学生专研中国移民史，并将之联系到“移民之实际计划”上。³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与同时期由南京国民政府发起的开发西北运动存在对话关系，对于这场旨在“发展交通、兴修水利、移民垦殖、兴办实业”的社会工程，朝野各方的鼓呼宣传可谓高唱入云，落到实处者则相对寡少。在1932年12月与人合撰的《研究经济地理计划刍议》中，顾颉刚严厉指斥南京当局在“建设时期”不务“建设”，继而大声疾呼：“当这国难近迫眉睫的时代，我们不要再空谈了，我们要切切实实，根据事实，向建设的方向努力干去。我们要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来实行。”⁴顾对于西北开发、建设的关注乃至介入，不曾脱离与官方相平行的“民间”轨道，某种意义上，所谓“官民合作”正构成他以及周遭部分同侪的亲身实践。

将视线拉回到围绕王同春的一系列学术-社会活动中来，它们在事实上超出了顾颉刚个人事业的有限范围，把地方军政官僚、学院知识人等多方主体也卷入其中，唯有将之放置在顾颉刚其时正努力实现的“官民合作”动态内部，方能形成较整全的理解。王同春生平素材的前期采集和后续募集，在形式与程序上类似于先前顾颉刚对孟姜女传说材料的征集，然其面向的领域并不主要在民间文学、民俗学方面，为顾供给资料的张星烺、吴文藻、巫宝三、曲直生等人各以中西交通史、社会人类学、经济学为专业，把他们攒聚在一起的，是对于西北开发、国防问题的共同现实关切。以《王同春》为契机，顾颉刚在文与史、官与民、边疆史地的学术旨趣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之间，找到了一个适切的对接点。

综观顾颉刚1930年代前中期的知识-社会活动，“官民合作”是无法规避的价值-实践维度，其中的“民”相当宽泛地包摄了一般民众、地方社会精英和学院知识人，这是顾氏1920年代非本真性“民众”“民间”观的延续与展开。通过讲述王同春、张謇虽败犹荣的“英雄”故事，顾颉刚描绘了他理想中的“官民合作”，即以保证“民”的完整性为前提，鼓励“民间”以主体姿态加入全局性的开发建设，如此既维系了地方能人治下“民间”社会的既有格局，也让地方与国家间的张力得到调谐缓释，甚至化张力为国家构建的共同驱动力。顾氏这一“官民合作”构想的形成，离不开1930年代内陆边疆危机的刺激，而他有关“民”的论述也于此触到了族群与阶层边界，并显露出内在的思想矛盾。

1 关于该社筹组过程的记述，请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601、685、687页。

2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三，第205页。

3 1932年1月17日“颉刚日程”记曰：“牟润孙研究外族内徙史，谭其骧研究内地移民史，健常又研究移民之实际计划，此三种工作甚有联络之可能。”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602页。

4 顾颉刚、郑德坤：《研究经济地理计划刍议》，《东方杂志》第30卷第5期，1933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