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发”与“团结”之间

1936年1月末，王喆向禹贡学会修书一封，在感谢顾颉刚介绍其父伟绩之余，他也婉转地批评其“未亲历河套，对先父事实因道路传闻，不确之处甚多，希望顾先生于有暇之时驾临河套一行”。仅隔半月，王喆再度给顾颉刚去信，重申《王同春》“只就同、绥传闻写出，以致不确实之处甚多”，并再度力邀后者亲至河套“藉悉人民对先父之意”。¹7月上旬，侯仁之、张维华等五名禹贡学会成员应王喆之邀请，组成考察团远赴后套，他们在继续查访王同春素材的同时，也全方位调研当地的水利体系、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后套当前正在开展的移垦工程自此进入禹贡同人的视野。依托于“开发西北”的大背景，晋绥地方政府和若干民间团体在后套各自设立、经营移垦实验区，呈现出官垦和民垦并驾齐驱的新气象。其中，由段绳武²发起并主持的河北新村，被禹贡学会认定为各实验区中最富实绩、最具前途者。同年9月，段绳武到北平造访禹贡学会，顾颉刚与之洽谈后，为其系统完整的后套社会建设方案所折服。次年4月25日，顾、段联袂发起西北移垦促进会，该会“以促进西北移垦，设立西北移垦实验区，根据实际经验，指导辅助移垦团体或个人，以及联合其他团体，研究移垦之实施与效果，并促起国人之注意为宗旨”³，俨然以民间“开发西北”运动的中枢自命。

如果说1934年参与平绥铁路集体旅行的顾颉刚还只是忧心于边疆危局的学院观察者，那么迨至其组织后套实地考察、主持西北移垦团体时，他已成为“开发西北”运动的局内人，这一身份转换与张相文走过的道路若合符节，亦从侧面推动了顾对王同春的认识变化。筹备西北移垦促进会期间，顾颉刚曾撰写《后套的移垦事业》一文为之提前宣传，他先祖述中国历代政府及民众移垦后套的成就与挫折，再重点介绍这一历史性事业在当代的传承及新进展。在“前史”部分，顾氏毫不令人意外地言及王同春，称赞他“英雄的才略和创造的聪明”，并再度肯定他“值得后人永远纪念”，⁴却不再提及“民族英雄”这四个字。事实上，早在定本《王同春》刊载于《禹贡》以后，“民族英雄”“民族伟人”等表述就再未出现于顾之笔端，取而代之的，是“靠天才与魄力而成大功的开渠垦荒专家”⁵这类单独标举其“治水”成绩、不牵涉“治民”功过的称谓，《后套的移垦事业》亦延续了这一言路。显然，顾颉刚对当前后套“民垦”的强烈关切压倒了他为“失败英雄”继续作传的热情，在他眼中，段绳武等“开渠垦荒专家”不仅继承了王同春的遗业⁶，更可能将王与张謇、张相文夭折的移垦计划推展至更理想的层次：通过“官民合作”，在河套地区建成“新社会组织”⁷。

1 这两封信的更多内容参见《通讯一束（六二——六六）》，《禹贡》第5卷第5期，1936年5月1日。

2 段绳武（1897—1940）本名段承泽，原籍河北定县，民初加入北洋军行伍，官至军长，在北方各省行军作战多年，目睹民生疾苦，渐生实业救国之志。退伍后，他于1931年夏至包头兴办实业，有一定积累后又于1933年成立河北移民协会，迁移冀南黄河水灾难民至包头、五原，建设河北新村。参见侯仁之《河北新村访问记》，《禹贡》第6卷第5期，1936年11月1日。

3 《西北移垦促进会昨在平开成立会》，《大公报》1937年4月26日，第3版。

4 顾颉刚：《后套的移垦事业》，《顾颉刚全集》第36卷，第358页。

5 顾颉刚：《介绍三篇关于王同春的文字》，《顾颉刚全集》第36卷，第355页。

6 “段先生是继承王同春先生的开发河套的工作的，又是一个社会教育家，最有训练民众的本领和热心。”顾颉刚：《序录（一）》，《顾颉刚全集》第36卷，第17-18页。

7 顾颉刚：《后套的移垦事业》，《顾颉刚全集》第36卷，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