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在“中华民族团结”论述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恰与他实质性涉入后套垦务相同步，然而，顾氏最为倚重的合作伙伴段绳武，却对后套移垦工程的意义与前景有着另一番理解。在后者看来，“直到现在，住在河套的还有不少以游牧为生的蒙古民众。我们现在到河套看看，满目荒凉，已耕之田不能居十之一，主要的原因，就是二千年来，我们以农立国的民族，没有保守住这片地土。”¹令段绳武颇欣慰的是，“河套是已经在开发了，汉人移去的一天比一天多，蒙古的旧土著，一天比一天少，河套终究是要变成农业的场所，尤其是在后套是如此。”²段氏认为，正是王同春打破了蒙汉两大民族在这块“天府之国”的历史均势，使得汉人连同其农耕生产方式一道在此生根、壮大。因此，他尊奉王同春为开发河套的“先进”，而自己作为后辈的任务则在于继续摸索新的生产技术与教育思想。吴文藻曾在平绥线考察后完成的调查报告中提出，内蒙危机的一点重要内因，在于汉蒙两族农牧生产方式的难以调和，“官民合作”的移垦倘不顾及“蒙古人民的现实生活”，则可能使族群矛盾愈演愈烈。³然而从热衷于王同春“殖我民族”故事的晋绥等省要员，到段绳武以农代牧的移垦表述，在在显示着“开发”的主流舆论风向偏于单向度的汉人中心主义。相形之下，顾颉刚个人的“团结”倡议显得势单力孤。

对于1937年前后的顾颉刚来说，王同春的传奇业已凝固为后套移垦历史中被翻过的一页，当下最急迫的任务，应是着手边疆调查、与建设边地“新社会组织”的有识之士戮力合作。《中华民族的团结》既代表了他忧思“民族”问题的进境，亦透露出他期许“开发西北”运动促进各族“团结”、“合作”的真诚愿望。然而进入1936年以后，随着德王势力异动，绥远局势重新陷入紧张；“七七事变”爆发后，西北移垦促进会的一切活动都陷于停顿，段绳武在后套的多年经营更是尽数毁于战火。最终，顾颉刚还是步张謇、张相文之后尘，因“时势”牵掣而壮志未酬。

五、小结

作为一部“失败英雄的传纪”，《王同春开发河套记》融贯了顾颉刚多方面的知识旨趣与社会关怀。以“揭发全民众的历史”为旨归，顾氏摒弃正统乡贤传记的叙述模式，转而从王同春的“流民”身份起笔，将其塑造成自河套大移民的时代浪潮中崛起、又以治水奇才超迈于时势的非凡人物。在这块国法鞭长莫及的边地，以王同春为中心形成的“信仰”把汉族移民乃至蒙民凝为一体，而王氏对河套水利农田的开发正与这一民众“信仰”的生成历程互为表里。《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的撰写从吸纳口头素材起步，随着相关书面文献的获取而扩充增订，但经过细致比对可知，顾颉刚自始至终遵照前期口述材料以营构叙事框架和价值立场，并在其中填充文献提供的事实。《王同春》对于胡适《张季直传》的借鉴则表明，其不为文、史畛域所拘的跨文类特性源自拟声口叙述、“为全民众作史”理念与新式“传记文学”的化合。由此，王同春在顾氏笔下既被刻画为法外之“民”，亦被形塑为迥异于传统士绅的、非常规性的边疆地方精英，其开发河套故事由此获致了更丰富、复杂的传奇意蕴。

1 段绳武：《开发后套的商榷》，《禹贡》第6卷第5期，1936年11月1日。

2 同上。

3 吴文藻：《蒙古包》，《社会研究》第74期，1935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