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左右顾颉刚对于蒙古社会“民”之力量的理解方式，与他十年前刚注意蒙古问题时的径路形成了鲜明对照。1925年4月，流亡中的九世班禅辗转来到北京，大批蒙古人闻讯后竞相从绥远乘火车来京朝见，路遇此情景的顾对蒙民之虔诚发生由衷敬意，遂作《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一文声援之：“他们固然没有什么智识，但反因草昧之故，他们的精神得保持其新鲜，他们的体质得保持其强健。”¹他建议当局以此次蒙古人大量来京为契机，逐渐增进汉蒙两族交流、改善蒙族教育，尤应协助蒙民设立参政会，“使得他们全族人民都确知道中华民国原不是汉族一族所垄断的，只要他们有政治人才，便尽可作政治活动”。²颇值得一提的是，在作完上述文字（4月27日）后的第三天，顾颉刚即赴妙峰山考察进香风俗，对于民间香客自发组织的周密、信仰的诚敬，顾俱表示叹赏不置³，这与他对蒙古民众虔信班禅的正面观感是相通的。

《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被晚年的顾颉刚追认为“予注意边疆问题之始”⁴，文中对于蒙古民众参政权利与精神信仰的重点观照，在其1930年代的著述中犹有延续。但1925年的顾颉刚盛赞蒙古民众“信仰教主的热烈之情”，甚至以之鞭笞汉人的“无信仰心”；⁵而近十年后的顾氏则把该种“信仰”斥为蒙古政教精英宰制民众的统治手段，同时也批判国民政府“宣慰”蒙古王公是“愚民”政策。此等态度转变，反映了顾颉刚不再仅仅把蒙族整体视作照见汉族自身疵病的镜子或他者，而是从蒙民的实际社会政治地位出发，思索其走出制度性政教桎梏、切实获致现代中国国民权利的可行道路。也是在此态度的驱使下，顾氏以汉族为施动者，坚持汉民有责任和义务扶助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兄弟族群、促进“杂居与合作”，这一思考径路不应混同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立场。

然而，一如前文所论，顾颉刚于1935年前后从社会分化、阶层矛盾角度理解蒙古“民众”的思辨方式，并未在《王同春》中得到实际展现，更不曾越过族群分界、抵及汉人移民社会，遑论落实为一种有关“民”的普遍认知模式。顾氏理想中的“民间”，依旧由深孚民众“信仰”的地方精英主持秩序，这一构型于《王同春》中具现为“河套王”终归以实在的物质利益唤起了部分蒙民的“信仰”，但也仅止于此。稍后，顾颉刚领导禹贡同人亲身参与到后套移垦的社会实践中， 亦尝试整理他的“民族团结”论述，“失败英雄”王同春以民间水利专家的配角身份被再次召回，而尚活跃着的“当代的王同春”则成为顾氏着力宣扬的对象。

1 坚铭（顾颉刚）：《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猛进》第9期，1925年5月1日。

2 同上。

3 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顾颉刚全集》第15册，第326页。

4 顾颉刚在1973年7月3日补记之日记。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一，第612页。

5 坚铭（顾颉刚）：《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猛进》第9期，1925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