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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哲学 | 董成龙:毛泽东的虎猴论与革命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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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现代哲学》2025年第3期。由“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命题出发,爬梳毛泽东有关虎、猴的论述,可以发现其革命辩证法的深刻表达。革命者在开展社会革命时,更应始终不忘自我革命,此即革命的辩证法,如此才能避免革命者在取得成功后堕落为革命对象,陷入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着重强调“猴”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对“虎”所代表的统治集团的反抗,主要针对国内反动派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这两种“纸老虎”。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血雨腥风淘洗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中国的“虎”,为避免因糖衣炮弹的进攻而堕落为“纸老虎”,毛泽东频频呼唤“猴”的精神,即主张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回顾和探讨毛泽东的虎猴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自我革命的思想资源和历史由来,不忘初心,永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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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翟 颖 李广益:五洲震荡风雷激:《赤道战鼓》、亚非团结与中国的新世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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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5年第5期。在中国当下的文化场域中,以“扮黑脸”和“眯眯眼”为代表的“歧视”事件持续引发争议。这类矛盾的实质是在英美主导的文化霸权体系下,其他国家和地区被禁锢于压迫性文化结构中的次级或底层,原本多样化的语言、意义和感受被掌握文化霸权一方的主流话语掩盖。今天,中国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往往需要英语世界作为中介,但回首过往,中国曾在反帝反殖民的旗帜下与非西方世界正面接触、直接联系,从而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英美文化秩序的过滤和重塑,搭建起与亚非拉平等交往的桥梁。20世纪60年代,中国借助《赤道战鼓》这样的第三世界题材戏剧创作,对亚非拉民族解放斗争进行直接声援和文化响应,构成了全球解殖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话剧《赤道战鼓》既成功展现了被压迫民族的生活和战斗,又通过将异域故事本土化、第三世界经验内在化的置换策略,使国际、国内的两套叙述融为一体,服务于统一的现实政治命题,进而激发出别具一格的反帝反殖民文化/政治想象。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得以彰显和强化自身的主体性,并建立起与第三世界同仇敌忾、休戚与共的情感连带。因时代条件限制和缺少创作经验等缘故,《赤道战鼓》自身的艺术成就有限,但那段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今日的中国和世界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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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比较文学 | 刘洋:文学情感计算的五大方向及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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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比较文学》2025年第2期。 将情感识别和计算应用于文学作品逐渐成为近期数字人文研究中的一个热门方向。大多数计算方法主要依赖于情感词典,即通过检索研究文本中的情感词汇并通过词典进行赋值。在当前的文学文本情感计算中,常见的研究方向包括对情感极性的分析、情感弧线的绘制、不同文类流派的情绪模式分类、人物指向的情感分析以及情绪与时空关联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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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哲学 | 黄铭:郑王嫁母服经说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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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现代哲学》2025年第1期。郑玄与王肃关于嫁母服制的争论是丧服学史中的公案。嫁母制服的原因,郑玄以为是嫁母为父服满了三年丧,而王肃则认为是随母改嫁后的养育之恩。从服术的学理上讲,郑玄是正确的,王肃是错误的。但后世多主王肃说。本文认为,郑王争论的实质在于,两者对夫妻关系“圆满”的定义不同。郑玄认为妻为夫服满三年丧即是圆满,王肃则认为夫妻合葬才算圆满。而魏晋时期,夫妻圆满的观念从服满三年丧逐渐转变为合葬,这是王肃说盛行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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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与政治 | 钟准,魏康婷:理解民粹主义外交—国际制度、国内建制与反建制对外政策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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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5期。民粹主义外交的共同特征是挑战国内建制所支持的国际制度。民粹主义政党和领导人执政后,往往会对相应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采取讨价还价、不合作和退出三种反建制策略。策略选择的差异取决于面对的国际制度和国内建制组合。国际制度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类型决定了反建制对外政策的成本,供给经济安全类公共产品的国际制度通常比非经济安全类国际制度的约束力更强。国内建制则对反建制对外政策施以程序性约束,议会制中的联合政府往往比一党多数政府约束力更强,总统制中高制度化政党的约束力强于低制度化政党。当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的约束力都比较强时,民粹执政者倾向讨价还价,案例包括意大利孔特政府对欧盟政策和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北约政策。当国际制度约束力较强而国内建制约束力较弱时,民粹执政者可以选择不合作,案例包括匈牙利欧尔班政府对欧盟政策以及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对美菲同盟政策。对待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民粹执政者往往倾向于选择退出,而国内建制影响了退出的过程:如匈牙利欧尔班政府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就比意大利孔特政府退出《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和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更容易实现。四国的八个案例展示了民粹主义三种反建制外交策略的选择机制,为理解民粹主义如何影响国际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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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动态 | 田探:“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句义新解与孔子的性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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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哲学动态》2025年第3期。儒家的性命之学始于孔子,并集中体现于“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命题中。但这一命题一直被传统解释所局限,而不知所谓“罕言利”乃是“罕言”作为“仁道”实现之自然结果的“道义性功利”。孔子只是求“道”,尽性以求“仁”而“罕言”其结果,这就是“与仁”。由于“仁道”的实现与否深受“命”的限定,求“仁”不能不接受这一限定,因而只能“与命”。孔子把求“道”的终极期盼托付于“仁”和“命”,标明了他的性命论。“与仁”代表了孔子对人性实现的生命要求,“与命”则代表了孔子对生命受限性的深刻领悟。“与命与仁”的性、命托付蕴含极深的哲学义理:既引领人伦不懈地追求崇高理想,避免沉沦世俗;也化解人们因“求道”受困而生的绝望性悲剧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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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方维规:形象学作为文化间阐释学:功能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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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形象学进入中国已有三十年之久,但对形象学的历史发展和一些理论问题,中国学界至今存在认知偏差,形成法国理论独大的局面。 法国学者的形象学研究,其实只是西方形象学之一隅,且很难说是主流。 因此,厘清文学形象学的发展史和重要节点是必要的。 而形象学的一个新的称谓,即“文化间阐释学”,颇能体现形象学论域的晚近发展;对于这一新的理解学说的阐释力,值得深入探讨。 赓续哲学阐释学之要义,文化间阐释学既关乎如何理解文化他者的科学方法,亦重视人类理解的条件问题。 对于文学中的“形象”及其功能的研究以及自我与他者的认知研究来说,文化间阐释学充实形象学范式的可能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里对文学形象学的哲学思考,涉及文化间理解中的“陌生性” “前见” “前理解”等诸多问题,以及文化的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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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 钱锋 闫洪菁:从毒品输出看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突破和“东亚新秩序”的构建 ———基于20 世纪30年代国联鸦片档案资料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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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近代日本是继英国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鸦片侵略中国最甚的国家。 对华毒品贸易表面上是一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冲突,而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则是日本与华盛顿体系间的冲突。 一战后,为约束日本独霸东亚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建立起了华盛顿体系。 但奉行侵略扩张“大陆政策”的日本,则要谋求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东亚新序”。 在此过程中,日本选择了成瘾性强、利润高的对华毒品贸易为突破口,从中掠夺了大量财富,以充实所需资金。 日本为规避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攫取利益以实现侵略扩张的国家追求,采取了禁毒与纵毒的两面性应对策略。 日本毒化中国的行为是对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但在国联鸦片顾问委员会上,美国和英国采取了和对待“九一八事变”同样的绥靖政策,致使日本在对华毒品贸易上变本加厉,并最终通过设置“兴亚院”以统筹鸦片贸易,选择退出国联鸦片常设委员会,以巨额毒品利润助力构建“东亚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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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学报 | 董成龙:形式化、形式主义与中国历史的政治哲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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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山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政治哲学不是与政治史无涉的理论言说,而是可以提供重审历史变迁的重要视点,形式化、形式主义与再形式化就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种政治哲学进路。形式化是要为活泼泼的质料赋形,将政治凝成为固 定的制度与仪式,但其完成也意味着“流于形式”的形式主义的开始,形式被视作一个可以在内容空洞的情况 下继续发挥作用的独立存在。要使政治保持活力,就需要“再形式化”,这是中国历史保持生机活力的内在机 理,也可以为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危机及其对应的变革诉求提供可能的参考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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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研究 | 方维规:振叶寻根辨形象——文学形象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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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艺研究》2025年第2期。比较文学形象学进入中国已有三十余年,但从比较文学专业教科书、导论性著述以及相关论文对形象学的论述来看,中国学者对一些关键的历史事实还不够了解。为正本清源,须对形象研究亦即形象学的发展史进行梳理,厘清其来龙去脉。外来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是不少人的追求,但在这之前,需要先弄清被“本土化”之物的本来面目。故此,有必要通过追溯文学形象学的历史发展、围绕重要人物和学派来讨论文学形象学的理论和实践,以扬榷其概念、视角与方法之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