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蒙/汉交界处的“民”

从1934年8月初撰《民族英雄王同春》，到先后两次增订《王同春开发河套记》，顾颉刚一直坚持在“民族英雄”或“民族伟人”的关目下讲述王同春故事。不过，《王同春》中涉及蒙汉关系的段落向来颇具争议。¹顾颉刚不仅对王同春伤及族群间感情之举作了淡化处理，还称蒙民“习懒成性，太不振作，一切听其自然”²，因而“辜负了天地的美惠”³云云。王中忱教授指出，由于提供王同春故事素材的晋绥军政要人和知识分子俱为汉族，导致顾颉刚虽“在理性层面上很注意强调各族的‘杂居和合作’，但在叙述性文字中，却会自然流露出‘汉人’的立场”。⁴此处可以继续追问的是，顾颉刚在写作《王同春》前后围绕蒙古问题展开了哪些理性思考，它们的核心关切是什么，与《王同春》又有怎样的关联？

1933年10月9日，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在日本方面唆使下，于绥远百灵庙召集内蒙各盟旗札萨克会议，通过《内蒙自治组织法》并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通电传出后朝野震动，国民政府视之为内蒙欲蹈外蒙独立覆辙的讯号，遂火速派遣内政部长黄绍竑等人前往百灵庙“宣慰”。经紧急磋商，蒙方领袖除“德王尚坚持组织自治政府”⁵外，俱同意暂搁先前计划，内蒙危局随之趋于缓和。顾颉刚通过他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工作的、与内政部长黄绍竑同赴百灵庙的女性友人谭惕吾之言述，对内蒙“高度自治”的来龙去脉有了较完整了解。1934年8月平绥铁路旅行团第二次踏访绥远期间，曾专程前往百灵庙与德王等人晤谈。同年秋，也即《王同春》首刊版面世前一、两月间，顾颉刚在杭州协助谭惕吾代黄绍竑起草内蒙巡视报告，并集中阅读了一批蒙古历史、地方志及政治军事类著述，“对于蒙古人前进之路，自觉了解不少”⁶。11月21日，顾在杭州之江大学以《内蒙盟旗要求高度自治问题》为主题发表演讲。他从满清降服蒙古后建立盟旗制、对喇嘛教上层尊崇优礼的历史出发，分析这套让“清朝的管理更方便了”⁷的制度是如何铸成王公与喇嘛的政教特权联盟，又如何在蒙古各部之间、汉族与蒙族之间生造出难于弥合的嫌隙，进而给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埋下无穷后患。面对“九一八”后日本继续图谋肢解中国的危机，顾颉刚疾呼“政府亟应抛弃羁縻特权阶级领袖的策略而和蒙古全民相接近”⁸，一方面柔性、渐进地削弱政教特权集团的势力，另一方面则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提高一般蒙古族民众的文化程度，助其认清并打碎传统势力加诸己身的政治与精神锁链。

1 关于顾颉刚在《王同春》中是否（有意）显露大汉族主义立场的分析与商榷，可参见张群《报刊中的民族主义：〈史地周刊〉与〈民众周报〉中的民族主义叙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63-64页。

2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348页。

3 同上，第344页。

4 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禹贡〉派学人的“疆域”史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5 谭惕吾女士讲、邱运喜记录：《百灵庙会议经过及内蒙印象》，《燕京大学校刊》1933年12月22日，转引自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三，第138页。

6 顾颉刚1934年11月13日日记，出处同上，第260页。

7 顾颉刚：《内蒙盟旗要求高度自治问题》，《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36页。

8 同上，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