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顾颉刚愈发将热情投注于后套移垦相映成趣的，是同为他一手发起之“层累式”增订王同春故事活动的渐趋冷却。本节开篇提及，张维华等人在踏勘后套时，曾试图采录有关王同春的民间传闻，孰料当地居民“均能道其事，然多阙漏不详”1，因而他们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王喆等王家人，依其口述整理成一篇《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在此一年前，另一位禹贡学会成员徐文珊也尝试过沿平绥线收集王同春的民间口述素材，他“一过张家口便打听，不料很使我失望，这个名字虽然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会详细述说的”2，只得空手而返。显然，被西北地方官员津津乐道的“河套王”故事，其实并没有特别深厚的民众基础。由张维华执笔的“访问记”虽较《王同春》“详尽”得多，却将顾所记王同春负面事迹悉数裁略，这形同于回归了王喆“家传”的叙述框架。
1937年1月，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将“民族”明确界定为“有共同的历史背景、生活方式，而又有团结一致的民族情绪的集团”，继而指出，民元以来的舆论大都错用“民族”来指代“血统相同者的集团”意义上的“种族”，而中国版图内的“五族”历经无数次迁徙、战争、通婚，已形成高于所有“种族”的、唯一的“中华民族”，对于“民族”一词的运用必须严格限定在此前提之下。3顾颉刚视《中华民族的团结》为他“在北平注意边疆问题以后所得的结论”4，但在述及各族宗教信仰问题时，他似乎退回了《我们应当欢迎蒙古人》时期的旧思路，重申“文化最高”的汉人应尊重“蒙、回、藏人为了宗教而牺牲一切的热烈信仰”5，而不再批判“信仰”所隐含的、各族群内部上层精英对于普通民众的宰制及压迫关系。这篇长文也喻示着，顾颉刚不会再轻言“民族英雄”，尤其是在提及王同春这位在汉蒙关系史上犹有争议的人物时。
1 张维华：《王同春生平事迹访问记》，，《禹贡》第6卷第5期，1936年11月1日。
2 徐文珊：《平绥路旅行归来》，《禹贡》第3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
3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年1月10日。
4 顾颉刚：《序录（一）》，《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四，第13页。毋庸置疑的是，顾氏作于1939年初的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处在《中华民族的团结》核心议题的延长线上。
5 顾颉刚：《中华民族的团结》，《申报》1937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