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着意放大王同春治下河套社会之自足、封闭属性，这显示了顾颉刚理想中“民间”的组织形态。王同春既是凝聚“信仰”的重心，又是有待发掘、可被官方征用的民间资源，这两重定位之间隐含着张力。顾颉刚痛诋清廷“官垦”给河套“民垦”造成的毁坏，为张謇、张相文“官民合作”式的移垦计划深致惋惜，最终从历史地理研究角度追认王同春为主导后套“内地化”的“民族伟人”，这些都体现了他试图将近代绅权扩张背景下的“民间”力量重述为国家建设的中坚，进而申明地方开发之全国性意义的致思方向。清季民初因时局而未竟的“官民合作”，不仅构成协调官与民、国家与地方之间张力的实践方案，更昭示了当前开发西北运动应接续的路线。然而，《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与彼时顾颉刚因应内蒙分裂危机展开的思考存在错位，顾氏基于社会阶层分化预设对蒙古“民间”的观察不曾跨过族群分界,成为统摄性的思想方法。不过，顾颉刚就蒙古问题展开的阶段性思考，为其系统论述“中华民族的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亦构成他深度参与西蒙开垦移民运动的内在动力。

在1930年代激烈动荡的时势中，顾颉刚始终致力于唤起民众爱国精神、促进中华民族团结的事业，撰写《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则是一次过程及意义皆十分特殊的、从民间发掘并建构“民族英雄”的尝试。顾氏一直深信，中国历史上饱受磨难、付出重大牺牲的“民族英雄”，才是为民众倾心拜服、永远纪念的真“信仰”，是变动时势无法侵蚀的坚固精神存在。¹作为一位本不见载于“民族英雄”历史系谱的民间边缘人，王同春有幸在他身后的特定“时势”中声名鹊起，而伴随着时潮演替，人为添置给这位“河套王”的“信仰”光环也大都消散无形。不过，顾颉刚倾注了智识与情感而写就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并未随1930年代应时而生的海量“平庸的记述”²一道沦没，其所包蕴的、具备多重问题面向与思想症候的“民”之叙述，不失为彼时知识人以其学术-社会实践留下的一份鲜活记录。

1 “以前学者对于三皇、五帝，竭尽能力去铺张，装了许多金身，画了许多极乐世界，似乎可以吸收多少位信徒，但结果只落得貌合神离；反不如几个民族英雄的慷慨悲歌使人感动。如果我们要团结这民族，那么我们民族经过多少次的磨难，这磨难中的牺牲人物正可唤起全民众的爱国精神。试看学校里、戏馆中、书场上，每一次讲到演到杨继业、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便洋洋有生气，使观众为之泣下。谁曾听说讲演三皇、五帝而有同样的感动呢？”顾颉刚：《〈三皇考〉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顾颉刚全集》第2册，第22-23页。

2 1940年8月，日本《中国文学月报》杂志刊出了《王同春开发河套记》的日译本（题目更换为《綏遠の王同春》），译者武田泰淳在文末“附言”中写道：“为了鼓舞民族士气，将一番热情倾注在王同春的开发上，这充分说明顾颉刚并不是一位平庸的记述家。”转引自小仓芳彦《顾颉刚与日本》，顾洪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