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四年，从五原县中析出通济渠以东的地，成立安北设治局；又析出丰济渠以西的地，成立临河设治局。十八年，改临河为县。绥远一省只有十八个县，而五原、临河、安北三县是王同春开发的。一个不甚识字的人能够赤手空拳创出这番大事业来，那不够我们的纪念！再说倘使官民能够合作，他的成绩又将怎样？所以张相文沉痛地说：王同春是不幸而生于今日的中国！¹

在撰写《王同春》第一稿期间，顾颉刚曾对沿革地理的治学路径提出商榷：“我们研究地理沿革，决不能像从前人一样专注意于郡县名和治所的改换，而应当求其所以改换的原因。”²以此观之，上一段引文不但贯彻了这一思路，更把后套原属之萨拉齐厅“所以改换的原因”归功于王同春一人，王氏的“英雄”地位至此最终证成。经济史家王国斌认为，清中期出现的边疆移民潮本就是有清一代国家建设的组成部分，移民开辟的小规模经济“使边疆地区在经济上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³对顾颉刚而言，这一“融入”进程意味着王同春及其领衔开发的河套经由官民合作汇入全局性的国家建设，而不是被强制并入官垦势力范围；而在官、民分殊的意义上，王同春之为“民”的身份亦得到再度确认。

充溢于《王同春》前半段的民间传奇色彩，在后两节里已基本消遁于无形，王同春从“龙王”、“王善人”退为备受打击的老年乡间耆宿，对王同春有知遇之恩的张相文、张謇则愈发显得举足轻重。鉴于相同的职业身份（学院知识分子）和相近的专业背景（地理学），张相文很容易被视为顾颉刚代入最多的人物，而当时在顾与其身边同俦的圈子里，除却禹贡学会成员张星烺积极整理张相文年谱、遗稿外，吴文藻、冰心也都对张氏报以密切关注，顾修订《王同春》时参酌的张相文著《王同春小传》即为吴所提供，冰心则在她撰写的《平绥铁路旅行纪》中对张先前主编的《地学杂志》有所征引。⁴相较之下，张謇对于顾颉刚及其同仁的意义似乎并不显明，我们只能透过一些隐蔽的文本线索加以把握。1932年7月在西山休假期间，顾颉刚读到了由胡适作序、张謇之子张孝若撰著的《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颇受触动，以至于在日记中有如下感言存焉：“读《张季直传》，觉得他的性格和我极相同，都是极积极，虽失败而不灰心的人。只是我没有他的干才耳。”⁵时隔两年半，在顾颉刚为写定版《王同春》补作的引言最后，出现了一段与胡适《张季直传》序结尾段落相当肖似的文字：

1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354页。严格说来，顾颉刚撰文时安北设治局尚未置县（直至1942年方有安北县建置），本文暂且沿用其后套“三县”的写法。

2 《通信一束（第三次）》，《禹贡》第4卷第6期，1935年11月16日。

3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4 在述及大同云冈石窟时，冰心拈出《地学杂志》曾刊载的两篇云冈游记（分别是王耀成的《大同旅行记》、袁希涛的《大同云冈石窟佛像记》）供读者参阅.。冰心：《平绥沿线旅行纪》，《新编冰心文集》第二卷，第436页。

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二，第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