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换个角度追问，《王同春》在何种意义上仍是“民间”的？除开与经典乡贤纪传有别的价值立场、穿插在行文中的拟声口叙述（尽管其并不真的取自“民”），最具决定性的维度实来自“民间”的“外部”。顾颉刚将王同春的“开发”完全置于官方势力以外，从而把其治下的河套描述为半独立于“国法”的、准自治性的民众空间。¹“官”的缺位从侧面推动了《王同春》前半的“民间”记述，其介入则直接扭转、驱策了后半部分故事的主体走向。

二、“官民合作”：故事内外的国家建设

在《王同春》第二节末尾，顾颉刚提醒读者，这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已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耗尽了一生的好运气，“从此以后，他就一重重地堕入了厄运”²。是年，清廷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督办内蒙官垦，此人来到河套后，表面上重用王同春为垦务总工程师，背后动用各种手段夺其渠道和田产，彼时王同春的仇家到衙门告发其陈年案底，贻谷趁势再给他添上一条私垦蒙地的罪状，终于将他打入死牢，家产全部抄没。辛亥革命爆发，王同春趁乱脱狱，回乡后也曾组织团练抵御外蒙叛军、与人合资营建五原县城等等，却再不能恢复当年沟渠遍地、良田万顷之威势。1914年与张相文结识后，王同春被引荐给时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后者聘请王担任水利顾问，王几经周折终于抵京，在中国地学会与两位伯乐共商垦殖河套大计。随后，王同春又随张謇南下淮河疏导工程现场，主持设计了导淮入海方案。这些“官民合作”的大工程俱因兵匪横行、政局动荡等不可抗因素而夭折。1925年，王同春病卒于五原。

紧扣清季民初时代演替的线索，《王同春》中民与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也从对立走向统合。叙述王同春盛极而衰的遭际时，顾颉刚再次显示与王文墀、王喆迥异的立场，后两者均渲染王同春慨然“报垦归国”、视渠地归公为“国民之分”，顾氏则突出了官对民的掠夺，如他稍后所重申的：“官办事业总容易有流弊的，王同春的天才被限制了，人民辛苦得来的权利也被剥削了，弄得河道失修，垦业停滞。”³不过总体而论，官民冲突只是《王同春》的一个中继环节，官民合作才是最终落脚点，它首应归功于张相文——一位怀有“经世”抱负的现代知识人——介入时代变局、发掘民间贤能的卓绝努力，官民不两立这一历史之“势”对王同春命运的冤抑在他手中彻底扭转。文章结尾，顾颉刚借由张相文的目光与口吻，对王同春毕生功绩重作论定，也将全篇题旨和盘托出：

1 对于顾颉刚把河套描述为封闭民众空间、使之远离官方有效控制的处理方式，有研究者持保留意见。根据《王同春》所述，王氏实际上向来忌惮官家权势，每次犯案后都要竭力逃避官府惩戒，即便如此，他被下狱的次数也有五次之多；面对贻谷的压榨，他更是束手就范，连象征性的反抗都没有。这些叙述既证明王同春根本没有与“官”分庭抗礼的实力，更昭示了河套无论“官垦”与否都仍处于“官”的管制范围内，《王同春》对于河套移民“自治”的描述实难自圆其说，“河套王”的“私法”与国法“不是相生相克的关系，而是相生相引的关系”。详参张世明，龚胜泉《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边疆移民社会主要特殊性透视(1644—1949)》，《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2 顾颉刚：《王同春开发河套记》，《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349页。

3 顾颉刚：《后套的移垦事业》，《顾颉刚全集》第36册，第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