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研究中，《王同春》往往被当作一份辅助性质的史料使用，它佐证了1934、35年之交禹贡学会“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¹的转型态势，也为清末民初河套地区²移民开发的社会史研讨³提供了基本线索。研究者把握此文时以“史”为主的运思角度，或许同《顾颉刚全集》将其归入顾氏1930年代的边疆、民族著述之列直接相关，但亦有前辈学人敏锐触知其偏于“文”的风格特性；具体而言，《王同春》“与其说是社会调查报告，毋宁说是民间传说的采写”⁴，顾氏在写作中运用了“类似小说的传记体笔法”，同时又“不免有民间传奇的影子，有类他在《古史辨》中谈孟姜女的故事”⁵。由此可推论，《王同春》在一定程度上兼备文、史属性，而“民间”则构成媒介二者的重要环节。

关于顾颉刚的“民间”或“民众”观，学界多围绕其1920年代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活动进行研讨，1930年代相关问题的探究则集中在顾发起、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实践上。⁶户晓辉、袁先欣等人已指明，顾颉刚虽为歌谣运动干将，却不像同人那般坚执于一种纯粹、本真的“民众”理想，他把歌谣和唱本同等视为“民众抒写的心声”“民众生活最亲切的写真”，拒绝将后者判作假歌谣之类，这一态度不啻推动了他在“九一八”后转向以唱本为主体、以“民族英雄”事迹唤起民众国族精神的通俗读物的制作。⁷而对于同一时期写作、致力于自“民间”发掘“民族英雄”或曰“民族伟人”的《王同春》，学界除了将之同顾于中山大学执教时所倡“为全民众作史”理念进行比较的少量讨论以外，⁸针对其所叙之“民间”在顾颉刚学术-社会实践中的位置与（症候性）意义，再无更深入的解析。

1 童书业: 《“古代地理专号”序言》，《禹贡》第7卷第6、7合期，1937年6月1日。

2 这里的“河套”实指“后套”，即黄河“几”字型转弯北部新旧干流之间的扇形区域。顾颉刚在《王同春》里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河套”和“后套”两词，本文若无额外说明，亦循顾氏之例。

3 较晚近的历史学者多将王同春置于清代河套的汉族地商群体中，综合考察其开渠租地、放贷经商等活动之于河套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意义，重要论文包括：张植华：《略论河套地商》，刘海源主编《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1-99页；王建革：《清末河套地区的水利制度与社会适应》，《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陶继波：《晚清河套地商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5年第6期。

4 王中忱：《民族意识与学术生产——试论〈禹贡〉派学人的“疆域”史观与日本的“满蒙”言说》，《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

5 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第177-178页。

6 参见刘龙心《通俗读物编刊社与战时历史书写（1933—194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年第64期。

7 户晓辉：《论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科学方法》，《民族艺术》2003年第4期；袁先欣：《顾颉刚的古史与民俗学研究关系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8 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9-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