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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理论与批评 | 阮芸妍:列宁“目的意识论”的中国变异:李初梨革命文学论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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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3期。李初梨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提的建设方案,杂糅了包括列宁“目的意识论”在内的多重资源,这是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弃学归国投入革命文学建设时的“底气”。但以往研究多认为他们受到福本和夫理论的笼罩性影响,忽略了他们引入的另一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经验。面对日共与普罗文学的落潮,青野季吉将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的区分引入日本,使其成为建设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第二个斗争期”的理论依据。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和《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则借助“目的意识论”、福本和夫著作中的图式、马克思、列宁著作等多重资源,在述译交杂的语意滑动中完成了三重转折,为“革命的智识阶级”开辟出投身革命文学运动建设与实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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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月刊 | 宁腾飞:刘泽华对历史认识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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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史学月刊》2024年第6期。刘泽华不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家,而且也是新时期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有系统的规划,包括学术研究、历史教学和系统论著。从内容来看,刘泽华强调对主体意识的考察,率先提出主体意识的认知结构和双重客体。从形式上看,刘泽华重视探寻历史规律,首次提出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评价性认识三种认识形式。可以说,在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中,刘泽华具有高度的认识论自觉。不可否认,刘泽华的历史认识论存在着局限性,却深刻地影响和形塑了新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认识论研究催生了刘泽华史学的学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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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崔文骏:走向人群:废名1930—1940年代文学实践中的《论语》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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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构成了废名1930—1940年代文学实践的重要资源,他以“信而好古”与“微言大义”为特征的《论语》阐释方式构成了对学界主流的回应。废名从词令入手发掘《论语》的文章之美,力图恢复其被遮蔽的意义维度;又结合对现实的体认将《论语》政治观念进行发挥,借小说中的议论描绘政学相通的愿景;通过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展示出与《论语》精神相契的生活方式,凸显了儒家思想的实践向度。《论语》的接受帮助废名完成了走向人群的精神转轨,提供了传统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之富有意味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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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 王瑞静:乡土世界的多元医疗实践:细读《菊英的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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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菊英的出嫁》是现代文学疫病书写中较少受关注的一篇小说,现有讨论往往在中西对立框架中强调它对传统社会的批判。笔者尝试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脉络来破解文本中的病亡叙述,考察菊英从生病、求医到病亡的整个过程,并参照1920年代的其他疫病书写作品进行对比讨论,以探究这篇作品的独到之处。小说从底层乡民的视角描绘一位母亲倾尽全力运用她生活世界里所有可能的医疗资源去救治女儿的过程,描摹出浙东新旧混杂的生活世界和乡民的实践逻辑,呈现了民间土方、鬼神菩萨、中医和西医四种医疗资源相互混杂、补充、竞争的多元状态。《菊英的出嫁》取径独特,凸显了乡民形象、实践和生活的复杂性,突破了迷信-科学的二元对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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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钟融冰:语文学与思想史的交互阐释——以《论语·微子》“逸民”篇“放言”之训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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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论语·微子》“逸民”篇中“放言”一词,在历代注家和《论语》翻译者中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从“放”的训诂地位和“放言”在不同语境下的接受和使用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书写者对这一语词的不同理解。借助文本语文学的分析方法并将语词置于思想史脉络中考察可知,先秦“放言”的确诂应是“放废言论”而非“纵言高论”。语文学和思想史的交互阐释,在中国古典哲学领域实践了施莱尔马赫联合语言才能和个人认识才能的阐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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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学研究 | 宋玉:变动时势中的“民”、“英雄”与国家建设 ——从《王同春开发河套记》重探顾颉刚1930年代的学术-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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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民族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顾颉刚完成于1935年初的《王同春开发河套记》,兼采民间传说与新体传记文学之长,通过讲述清季民初河套移民首领王同春的跌宕生平,力图彰显“民”在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与写作、增订此文相同步,顾氏围绕汉蒙交往的历史与现况展开思考,并开始涉入河套“官民合作”的移垦实践,这为他倡言“中华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同春开发河套记》体现了顾颉刚“民间”思想形构的多重面向与内在张力,也为深度理解其1930年代的学术-社会实践提供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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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研究 | 李晨:民众、民族-国家与牺牲者——鲁迅的《药》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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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艺研究》2024年第1期。对短篇小说《药》的解读,存在着某些固化模式,最突出的就是将夏瑜坟头的“花环”视为鲁迅表现“亮色”的“曲笔”,但在这一“亮色”中也蕴涵着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反思,而更充分体现“亮色”的则是华大妈与夏四奶奶的相遇,由此可见鲁迅对民众联合的基础及可能性的深入探索。在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脉络中,鲁迅选择“华”“夏”二姓,则是其探索“文化中国”与“革命中国”乃至民族-国家融合等重大命题的文学表达。因而,《药》就不仅仅是批判国民性与祭奠牺牲者的结合,它同时指向以言行事意义上的见证与写作,指向对国民更真切的感知和对革命更深切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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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理论研究 | 李广益:非洲、第三世界、全球南方——再论“科幻现实主义”的可能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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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5期。作为一种饱受争议的创作观,“科幻现实主义”并不必然束缚科幻文学的想象力。相反,如果现实主义这一人类文学的深厚传统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多元的形式充分滋育科幻文类,足以使之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有利于科幻文学和文化施展的时代,有效地支撑人们对现实世界支配法则的探索和自我表达、自我伸张的需要。在这方面,乘“非洲未来主义”之东风而兴起的非洲科幻小说,以其独特路径,承继了非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对总体性的批判探寻,值得当代中国科幻文学借鉴。对于后者来说,非洲科幻小说深入地方性知识、想象、实践脉络汲取养分的做法可堪取法,更重要的是构成了一个通向未来的启示:在第三世界的历史记忆、全球南方的共同现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非洲适足互为经验和想象之泉源,而这正是中国科幻文学和文化解放想象力、发挥创造力、直面总体性、憧憬新世界的重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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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争鸣 | 金浪:“诗”与“历史”的和解 ——从《诗论》文本变化看朱光潜美学的战时“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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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文艺争鸣》2024年第2期。《诗论》是美学家朱光潜最为珍视的著作,在晚年为三联版《诗论》所写后记中,他曾这样回顾道:“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从构思、写作、修改、出版到再版,《诗论》的确经历了漫长岁月:早在欧洲留学后期,朱光潜就已写出了《诗论》初稿,先是在朋友中传阅,1933年他归国谋求北京大学教职,便是以此稿作为“资历的证件”,此后《诗论》又经历了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作为授课的讲义反复修改,直到1943年6月,才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正式印行,是为《诗论》的第一个版本,亦被称作“抗战版”。1948年3月,朱光潜又将《诗论》收入其主编的“正中文学丛书”,由正中书局再版,是为“增订版”。在维持“抗战版”规模的基础上,“增订版”中又补入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和《陶渊明》三篇。1984年7月,北京三联书店重印《诗论》,在增订版基础上又增加了《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替诗的音律辩护》等多篇附录文章,是为今天《诗论》的通行本。此外,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朱光潜在北京大学讲授《诗论》的讲义被重新发现并整理出版,《诗论》版本中又增添了“讲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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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时代 | 余昕:“自然”的生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中的地方和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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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开放时代》2024年第1期。当下中国社会方兴未艾的生态农业被视为一场“自然的发现”的意识觉醒,但这里的“自然”内涵充斥着地方与全球、特殊性与普世性知识的张力。这与20世纪80年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浪潮中凸显的何为“自然”及我们如何切近和认识它的争论如出一辙。究其根源,上述张力源于一套割裂自然与政治,并立足于探索超越经验的本性/本源的认识论,这种“自然的政治”集中体现在“绿色革命”所代表的技术与政治的关系认知中。在新中国“科学种田”的认识论及实践启发下,我们或许可以探索以地方主体的知识动态生成为核心的思想,即以“地方求知”取代“地方性知识”,重新审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认识论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