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传统:战时美学的文化想象(1931-1949)》
译著《奥维德〈爱的艺术〉译注》
译著《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
《唐宋儒家道统系谱建构研究》
《地火行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2011-2020)》
《变动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
原刊《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自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时期,瞿秋白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中“士的阶级”问题,并开创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对士绅这一群体及其演变加以历史的剖析。除阶级分析外,他还率先尝试采用“阀(阅)”(亦即等级)这一社会学概念工具来把握士绅的身份特性。随着对农民运动与土地问题的关注,瞿秋白进而初步勾勒了士绅从“贵族士绅”向“地主士绅”演变的近代历史图景。瞿秋白关于中国士绅的探究是中国社会学史上不容忽视的知识遗产。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4年第8期。与同时代理学家进行横向对比,朱子的尊经意识尤为突出,并特为标举读书法之重要。若置于纵向的经学史脉络中,则会凸显朱子解经的两个要旨:以集中呈现其读书法的《论语集注》为中心,通过与东汉郑玄《论语注》比照,可见朱子的关注点从圣人之法向圣人之心的变化;若与梁朝皇侃《论语义疏》进行对比,则有“意在言外”与“理在言中”的不同预设。这种旨在揣摩圣心与抽绎义理的读书法,却内含招致圣人与经典位格渐降的倾向:揣摩圣心的读书方法,隐含着圣人可学的前提,这便撤销了圣凡之间不可逾越的隔阂;“理在言中”的预设,则很容易让自家领会的义理成为据以解经的前见,从而让诠释的实质从“我注经”变成“经注我”。朱子解经,旨在重构经典的意义,于是而有全新的读书法。但“事与愿违”的后果,揭示出解经之两难:经学诠释蕴涵澄清与建构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具有张力,时或顾此失彼、无法兼通。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4年第3期。李初梨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提的建设方案,杂糅了包括列宁“目的意识论”在内的多重资源,这是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成员弃学归国投入革命文学建设时的“底气”。但以往研究多认为他们受到福本和夫理论的笼罩性影响,忽略了他们引入的另一条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经验。面对日共与普罗文学的落潮,青野季吉将列宁在《怎么办》中对“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的区分引入日本,使其成为建设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第二个斗争期”的理论依据。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和《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则借助“目的意识论”、福本和夫著作中的图式、马克思、列宁著作等多重资源,在述译交杂的语意滑动中完成了三重转折,为“革命的智识阶级”开辟出投身革命文学运动建设与实践的空间。
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构成了废名1930—1940年代文学实践的重要资源,他以“信而好古”与“微言大义”为特征的《论语》阐释方式构成了对学界主流的回应。废名从词令入手发掘《论语》的文章之美,力图恢复其被遮蔽的意义维度;又结合对现实的体认将《论语》政治观念进行发挥,借小说中的议论描绘政学相通的愿景;通过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展示出与《论语》精神相契的生活方式,凸显了儒家思想的实践向度。《论语》的接受帮助废名完成了走向人群的精神转轨,提供了传统与20世纪中国文学关系之富有意味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