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纪念活动”，是抗战文学中涌现的重要现象。虽然关于作家的纪念在战前的文学刊物上就已存在，但无论是在数量规模还是社会影响上，都无法与抗战时期相提并论。而在抗战时期品种繁多的“作家纪念活动”中，鲁迅纪念可谓首屈一指，覆盖了从解放区、国统区到沦陷区的广阔空间。在鲁迅之外，纪念活动也延伸到在世新文学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和古典诗人屈原、杜甫等，此外，还囊括了外国进步作家如高尔基、列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等。这些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作家纪念活动”共同汇聚，成就了抗战文学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与战时刊物上零星存在的纪念文章不同，抗战时期的“作家纪念活动”呈现两大特点：一是组织化。不仅有国共两党或公开或隐秘地策划、推动与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三厅”（后改组为“文工会”）以及中苏文化协会等机构，也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仪式化，即作家纪念不仅涵盖了新闻通讯、悼念文章、文艺创作、研究著作、文献汇编等多样化的文本与话语形态，更包括了如追悼会、群众集会、纪念晚会、茶话会等文本以外的仪式性活动，其中部分甚至颇具官方色彩。
对于这一抗战文学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前人多将之放在“文学运动”的范畴下，如文天行的《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艾克恩的《延安文艺运动纪盛》都涉及对“作家纪念活动”的梳理。文天行在《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中更专设了“围绕鲁迅开展的纪念活动”“广泛隆重的纪念活动”两章加以论述。[1]后续相关研究或着眼于组织机构，如段从学对“文协”、李扬对“第三厅”和“文工会”的研究；[2]或聚焦于鲁迅纪念的典型案例，如程振兴对鲁迅纪念的考察；[3]而近年来，在罗曼·罗兰纪念、托尔斯泰纪念、普希金纪念及杜甫纪念方面，也都涌现出了新成果。[4]它们将过去属于外国文学接受史、古典文学学术史的个案研究纳入“作家纪念活动”视野，拓宽了“作家纪念活动”研究的边界，但如何突破各自为政的局面，仍有待于从整体上对“作家纪念活动”加以考察。为此本文尝试引入仪式政治视野，以象征化打通文本内外的区隔，分别从象征意义的凝聚性（condensation）、多义性（multivocality）、模糊性（ambiguity）[5]三个特点出发，对“作家纪念活动”的意义生产机制进行观照。
一、召唤“民族魂”：抗战中国的仪式政治
仪式不仅是人类学处理的问题，也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领域广受关注。在考察仪式的政治功能方面，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大卫·科泽的《仪式、政治与权力》一书具有开创性意义。科泽反对既往认为仪式研究仅仅适用于前现代社会的做法，指出仪式广泛存在于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政治通过象征来表达”，[6]而仪式则是政治中象征运作的常见方式：“仪式是一种裹缠在象征之网中的行为。缺乏这种象征化的规则性、重复性的行动不是仪式，只是习惯或者风俗等。象征化赋予行为以更多的重要意义。借助仪式，可以认识、强化甚至改变对世界的信仰。”[7]简言之，通过仪式的象征化行为实现的政治认同与权力运作，即所谓的“仪式政治”。在古代中国，政治仪式有着悠久历史，不仅历朝历代都极为重视，并且也在民国政治中得到了延续。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权，都高度重视政治仪式，不仅举办了祭天、祭孔、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等国家仪式，也致力于对国家纪念日的打造。[8]而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关注仪式，通过青年节、劳动节、马克思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纪念活动暗中接续了传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9]
虽然国共两党都重视纪念活动的仪式政治功能，但把纪念活动引入文学领域，以作家为对象开展纪念活动，却更多显示出来自共产党人的“发明”，其启发则可追溯至苏联对于高尔基的打造。为迎接高尔基归国，苏联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27年，由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托姆斯基等俄共（布）领导人组建了纪念委员会，开始筹办高尔基诞辰六十周年和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五周年纪念，以及高尔基生平创作纪念展、专题讲座等活动，公开呼吁向广大工农宣传普及高尔基的文学作品。1928年5月，高尔基回到莫斯科，苏联官方为之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将之打造为文坛领袖。1932年，苏联取消了包括“拉普”在内的所有文学团体，成立“全苏作家同盟委员会”，由高尔基担任名誉主席，开始筹建全国作家协会，高尔基也成为连接党内领导人与作家的纽带。1936年高尔基去世，苏联为之举办了盛大葬礼，斯大林亲自为其扶灵，享国葬殊荣。可以说，正是苏联对高尔基的打造及为进步作家举办纪念活动的新传统，为抗战时期“作家纪念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仿效的样板。无论是将鲁迅称作“中国的高尔基”，还是纪念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暨五十大寿，背后都有高尔基纪念的影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各界群众为之举办了隆重葬礼，可以说是第一个可被称作“仪式政治”的“作家纪念活动”。尽管并没有政府出面，而是由民间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牵头，但鲁迅葬礼不仅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积极参与，也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走上街头，形成了“万人空巷送鲁迅”的悲壮场景。章乃器称为“民众葬”，并认为“‘民众葬’的仪式，在中国可说是破天荒”。[10]鲁迅葬礼体现出了强烈的仪式性，无论是致悼词还是抬棺环节的人选，都颇为讲究，而最后由王造时、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四人代表上海市民将“民族魂”锦旗覆盖于鲁迅的灵柩之上，也标志了仪式的完成。正如程振兴所指出的，鲁迅葬礼乃是鲁迅从私人笔名转变为象征符号的标志：
可以说，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持的鲁迅葬仪中，已经历了一个由鲁迅到“鲁迅”的过程，其情形正如署名“人味读书社等”的《我们的哀悼》一文中所说：“用鲁迅的名字，可以威胁我们的敌人；听鲁迅的名字，可以愧恧和鲁迅同时代的，已经落伍了，或是投降了的战士；听鲁迅的名字，就够使我们的每一个青年振奋，刺激我们的每一个青年向上。‘鲁迅’已非周树人先生私人的笔名，而是一个战士的荣衔，是中国救亡群众的指路碑！”换句话说，当鲁迅成为一个神圣的名字——“鲁迅”，它就已非鲁迅私人所拥有的笔名，而是公共所有物了。[11]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夕，鲁迅葬礼由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主持完成，本身就意味着其仪式化过程与紧迫时局的密切联系。可以说，正是“民族魂”这一“盖棺论定”的仪式化过程，赋予了鲁迅这一象征符号在抗战动员中以权威性和号召力。因此，即便鲁迅在生前名列通缉名单，但当抗战动员需要一个文学巨匠作为象征符号时，他仍然成为不贰人选。如果说鲁迅葬礼已透露出了时局的紧张，那么，到了1937年鲁迅逝世周年纪念，救亡就已然成为迫在眉睫的主题。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韧战”便成为一个关键词：“尤须我们学取的，是鲁迅的韧战精神”，“目前全面抗战虽然展开，但由于统一的展现部分的软弱，还留下能‘妥协’的因素，与懦弱的幻想；而民族的生路，却惟有‘抗战到底’一条。妥协与幻想，是只有断送民族的生命的。鲁迅的‘韧战’精神，正是保障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12]忌日当天，上海文化救亡协会与上海战时文艺家协会联合发起了纪念鲁迅逝世周年活动。与之遥相呼应，延安方面也在筹建中的陕北公学举办了纪念鲁迅逝世周年活动，毛泽东在纪念会上发表了讲话，号召学习鲁迅的“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13]
1938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在武汉青年记者会举办。因为正逢武汉撤离前夕，纪念会规模不大，但周恩来、博古等在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参加了纪念活动，赋予了这次纪念不止于民间活动的特别意义。作为配合，当天的《新华日报》刊发了“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不仅登载了郭沫若的《持久抗战中纪念鲁迅》、田汉的《鲁迅翁逝世二周年》、吴克坚的《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蒋弼的《并非照例》等文，还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14]不难见出，抗战动员仍然是鲁迅纪念的核心主旨，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量文化人涌入战时陪都重庆，乃为大规模鲁迅纪念活动奠定了基础。1939年10月19日，“文协”牵头下的一百多个组织，在战时陪都重庆联合举办了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的千人集会，国共两党都派了代表出席，规格之高，前所未有。《新华日报》报道称：
主席台的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遗像的底下，鲜花簇拥着鲁迅先生的画像。这个有意义的布置似乎已经说明了鲁迅先生是继中山先生之死而后的最大的损失。
主席台上坐着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力子先生及中宣部副部长潘公展先生，中共领袖陈绍禹同志，重庆国民党市党部洪兰友先生，塔斯社罗果夫先生，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先生，中国文艺社王平陵先生，青年记者学会范长江先生，作家胡风先生等。此外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文化团体及各代表千余人，夹在千余群众里面的有中共参政员秦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暨本报总编辑吴克坚、编委许涤新、戈宝权、闵廉诸同志。所有这些代表各党派各阶层的大会参与者，都一致起立向着这位在临终前遗以“团结抗战”向全国呼号的伟大战士的遗像，致着最崇高的敬礼。[15]
从这则对纪念活动的报道来看，在重庆举行的鲁迅三周年纪念规模隆重，不仅国共两党及社会各团体都派了代表出席，会场布置上也呈现出高度仪式化的特点，将鲁迅置于孙中山遗像前，也意味着将鲁迅纪念纳入三民主义的考虑。团结抗战的需要使得国共两党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达成了共识。正如段从学所指出的：“大致说来，1940年之前的鲁迅纪念活动，总体上是在民族主义的话语空间中展开的，进步文化界和国共两党都集中在‘团结抗战’的政治目标之下，从民族战士这个角度来阐释鲁迅，塑造鲁迅的基本形象。也就是说，国共双方对鲁迅的理解和阐释，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三民主义的基本范围。”[16]到了四周年纪念会上分歧发生之际，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梁寒操的讲话仍然延续的是这一策略：“中山先生与鲁迅先生在革命精神上是同样的，他们都是以反帝反封建为行动目标。所不同的，中山先生是革命总流的领导者，鲁迅先生是从心理方面来领导革命的。文艺是改变思想精神最有效的工具。鲁迅先生以战斗的态度来改革人民的精神。”[17]对于国民党而言，如何将鲁迅纪念纳入三民主义轨道，助力于实现其对民族主义话语的独占，显然是首要的考虑，而在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则小心翼翼地维持这种共识，掩盖自身的政治诉求。
由此可见，在抗战初期，鲁迅纪念作为最为隆重的“作家纪念活动”，乃是在抗战动员的政治需求下展开的。正是“民族魂”这一象征赋予鲁迅全民族抗战动员的号召力，使之成为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政治合作在文化上的最大公约数。从仪式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对最大公约数的追求，体现的正是大卫·科泽所谓象征意义的“凝聚性”特征：“凝聚性是指单个的象征代表和整合了丰富的多重意义。无论象征是在语言意义还是形象意义——即表现为一种物理形式，如《圣经》或旗帜——上，都包含和集合了各种观念。在潜意识层面，因此也是在更有力的层面上，这些观念不仅同时存在，而且相互作用，它们在个人头脑中聚合在一起。”[18]虽然关于鲁迅的评价向来言人人殊，但这些不同的理解又都在“民族魂”的象征下获得聚合。哪怕是国共两党的分歧越来越大，但在抗日战争这场民族国家的危机下，对“凝聚性”的追求也从未消失，无论是由诗人节引发的屈原纪念，还是抗战胜利前夕的罗曼·罗兰纪念，都因对“凝聚性”的追求而在仪式政治层面将国共两党重新聚合在一起。简言之，“作家纪念活动”因仪式政治的“凝聚性”需求而生，但当“多义性”的分歧凌驾于“凝聚性”的共识之上，对“凝聚性”的追求便会转移到新的纪念对象上，由此循环往复，也就成为抗战时期“作家纪念活动”持续不断的内在驱力。
二、文化领导权的战场：仪式政治中的象征性争夺
虽然“作家纪念活动”作为仪式政治最初是服务于抗战动员的需求，但这一象征化过程并非铁板一块，这一点正如大卫·科泽在论述仪式与权力的关系时所强调的：“我反对那种认为政治仪式只是用于服务现状的普遍观点，政治仪式对政治的重要性要远胜于此。的确，国王用仪式巩固权威，但革命者也用仪式来推翻国王。政治精英借助仪式来合法化他们的权威，反对者则用去合法化的仪式予以反击。仪式或许是保守者的命之所系，但它也是革命的活力源泉。”[19]换言之，仪式政治不光是在危机中形成共同体的黏合剂，更是不同的政治力量角力的战场，而这种角力同样是围绕对象征的争夺展开的。如果说前者诉诸象征意义的“凝聚性”特点，亦即将“凝聚性”追求作为寻求政治共识的基础，那么，后者围绕象征的争夺则由象征的“多义性”特点所决定。在大卫·科泽看来，与“凝聚性”不同，“多义性”关注的是“同一象征具有多种不同的意义”，“不同的人实际上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种象征。在缺乏共识的情形下运用仪式构建政治团结时，这种特性就显得尤为重要。”[20]当对“凝聚性”的寻求趋于破裂之际，“多义性”自然也就从作为仪式政治的“作家纪念活动”中浮出水面。
国共两党都深谙纪念仪式的政治功能，试图以仪式政治唤醒全民抗战的动员功能，因而在抗战初期凸显了对象征意义“凝聚性”特点的寻求，但随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关系开始变得紧张，仪式政治的功能也随之从对诉诸“凝聚性”的共识性追求向诉诸“多义性”的对抗性转移。文天行在对国统区“作家纪念活动”的梳理中便以皖南事变作为分界线。他注意到，不仅“作家纪念活动”在皖南事变之后变得更频繁多样，更关键的是主导方向的变化，“皖南事变后的纪念活动，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强调反击日寇侵略的同时，比皖南事变前更加强调为民主而斗争。”[21]这是很中肯的观察。只不过，从鲁迅纪念活动的线索来看，国共两党关于鲁迅这一“作家纪念活动”最大能指的象征性争夺的时间还要略早。1940年10月19日，在重庆举办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上的分歧便是这种象征性争夺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鲁迅纪念活动中的合作是以团结抗战为共识的话，那么，这一次纪念则“标志着国共两党对鲁迅的理解出现了分歧，纪念鲁迅由此开始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左翼文化界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一个重要武器”。[22]分歧的发生固然与两党日益增加的摩擦有关，但更直接的动因则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阐发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内涵，更将鲁迅树立为新文化的方向：
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3]
与三周年鲁迅纪念的三民主义框架不同，《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鲁迅纪念提供了新解释，即将鲁迅确立为新文化的方向，由此也形成了与三民主义的竞争关系，这便为鲁迅纪念中“多义性”的浮现提供了依据。《新华日报》在纪念鲁迅诞辰60周年的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中，便明确表达出了对延安新提法的呼应：“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是反帝、反民族压迫和抗日的；这个文化是民主的，是反封建、反专制和反独裁的；这个新文化是科学的，是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和反独裁的；这个文化，是大众的，是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大多数的人和愚昧欺骗大多数人的。这是鲁迅先生所曾追求和幻想过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要求的和要去建设的新文化。”[24]在四周年纪念活动后，这一新提法也同样成为“文协”主导下鲁迅纪念的新方向：“‘文协’确定了鲁迅的领导地位，其实也就等于把弥散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普遍性文化权力，凝聚成了自身书写新文学传统的内部秩序，左右新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史权力。”[25]“多义性”从“凝聚性”中浮现并走强，也就意味着国共两党在鲁迅纪念上形成的共识已趋于破裂。
由于国民党的阻挠，1942、1943年的鲁迅逝世六周年、七周年纪念活动都未能顺利举行，可以说正是国共两党在鲁迅纪念上的共识走向破裂的后果，而这也迫使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不得不寻求新的突破口。1941年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十大寿，便是南方局在鲁迅纪念活动受挫后筹办组织的最为隆重盛大的“作家纪念活动”。早在活动的半年前，周恩来就开始进行筹划部署。面对郭沫若的谦辞，他明确交代了举办这场纪念活动的意义：“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26]随后，他又责成阳翰笙主持纪念具体工作，强调“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27]。为此阳翰笙“动员了几乎是整个文艺界、文化界和新闻界”，其中不仅有“文协”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还邀请到国民党官方文艺领导人张道藩、梁寒操、潘公展以及国民党内重要人物如邵力子、张治中、陈布雷等参加。
1941年11月16日，在南方局精心策划组织下，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暨五十大寿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大楼举办，纪念会由冯玉祥主持，文艺界、文化界、新闻界以及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到会数百人。《新华日报》用了两大版篇幅刊出纪念郭沫若创作25周年特刊，不仅有潘梓年、沈钧儒、绿川英子、董必武、田汉、张西曼等的纪念文章，还以代论的形式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我要说的话》。文中周恩来将郭沫若与鲁迅进行了比较：“郭沫若创作生活25周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25年，鲁迅自称是‘革命的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铺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28]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十大寿活动，在皖南事变之后的重庆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仪式政治在鲁迅纪念受挫后的一次突围，更是建立了一种对在世新文学作家进行纪念的崭新模式。随后，同样的纪念被运用到了老舍、茅盾、张恨水等新文学作家身上，进一步扩大了“作家纪念活动”的统战功能。
除了在世的新文学作家之外，南方局主导下的国统区左翼文化界也积极寻找新的能提供共识性的纪念对象，而最安全的做法是从国民党极力鼓吹的传统文化中去发掘。1940年，经老舍等提议以端午节作为诗人节，获得了国民党宣传部的同意。1941年5月30日，第一届诗人节在重庆举行，老舍主持大会，陈立夫、孙科、冯玉祥、郭沫若、冰心、胡风、臧克家等出席，大家公推于右任为诗人节纪念委员会主席。《新华日报》上刊登《诗人节缘起》称：“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的精神，是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29]然而，如同在鲁迅纪念中经历的那样，在短暂的联合后，屈原纪念中的对抗性很快浮现。1942年6月18日，第二届诗人节把屈原纪念与高尔基逝世六周年纪念活动合并，便预示了这一新动向。在纪念会讲话中，郭沫若把屈原与高尔基并提，强调“他们两位都代表了人民利益，也都是反对暴政的。……每一个中国人，今日纪念世界上两大文学家，要学习他们这种代表人民利益的精神，学习他们反暴政、反法西斯的彻底斗争精神”，[30]由此将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这也标志着屈原纪念从对“凝聚性”主导下的共识寻求转向了对“多义性”主导下的文化领导权争夺。
就在第二届诗人节上纷争浮现之同时，郭沫若推出了纪念屈原的重磅炸弹——历史剧《屈原》。实际上，在接受了中共南方局主导下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与五十大寿的殊荣后，郭沫若倾力创作《屈原》本身就构成了对仪式政治的延续。在周恩来的鼓励下，他开始酝酿“古为今用”的历史剧《屈原》，而其创作过程也有如神助，短短十天就完成了作品。后来他曾这样回忆称：
我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关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31]
由此可见，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既是作为郭沫若纪念的延续，也是作为屈原纪念的配合出现的，所谓“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指向的正是对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控诉。而南方局也很早就开始部署这部剧的公演，其采取的全明星阵容，在雾季公演剧目中可谓独一无二，一经上演就获得轰动效果，形成了与国民党力推的《野玫瑰》两相抗衡的局面。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南方局又利用文化名流观看《屈原》后的旧体诗唱和加大宣传，引发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32]可见，无论是从鲁迅纪念到从郭沫若纪念的阵地转移，还是以诗人节作为屈原纪念的重开战局，都属于皖南事变之后“作家纪念活动”中涌现的新状况，也折射出了国共两党在仪式政治领域的较量。这不仅印证了大卫·科泽关于政治仪式不仅为当政者所用也为革命者/反对者所用的洞见，更标志了“多义性”从“凝聚性”中的脱颖而出。可以说，正是“凝聚性”与“多义性”的交织并存，使得抗战时期的“作家纪念活动”俨然成为一个战场：“凝聚性”把它们聚合在一起，而“多义性”则又让它们各自表述，围绕作家这一象征符号展开激烈的争夺。
三、仪式政治的模糊性：纪念话语中的众声喧哗
从仪式政治的角度来看，象征意义中“凝聚性”与“多义性”的并存，在为抗战时期“作家纪念活动”带来“团结”与“对抗”的权力关系之外，也同时产生了“模糊性”的特点。这一点正如大卫·科泽所指出的：“从仪式的象征具有凝聚性和多义性这两种特性来看，也不难理解它常常具有模糊性：象征缺乏确切的意义。”[33]象征意义的“模糊性”意味着作为仪式政治的“作家纪念活动”既非只能服从于召唤“民族魂”的时代强音，也并非完全出于国共两党之间文化领导权斗争的需要，而是存在着更为广泛可被称为众声喧哗的杂音现象，尤其是在那些并非完全由政党政治主导而自发形成的“作家纪念活动”中，这种众声喧哗的杂音现象也就更为明显。当然，这种杂音现象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作家纪念活动”在仪式政治方面功能的失效或者削弱，恰恰相反，“象征意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34]正是在由象征意义的“模糊性”所赋予的隐秘话语空间中，为更加丰富的个体化表述提供了可能。哪怕在同一个政治阵营内部，往往也可借助纪念话语表达各自不同的诉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作家纪念活动”绝不只在考察国共两党政治斗争方面有价值，同样也是观察左翼文学话语转型的重要视角。这里不妨以萧红纪念和罗曼·罗兰纪念为例。
1942年1月22日，在日军侵占香港的离乱中，作家萧红猝然去世。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萧红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在延安的萧红故人萧军、舒群、白朗、丁玲等人的纪念。萧军将当天的“报讯”剪贴在了4月10日的日记中，并因人责怪他“无情”而感慨道：“心情只是感到闷塞。我流了两次泪。对于她，我不是悲悼过去的恋情，只是伤怀她底命运。‘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我不愿承担起这罪过和谴责。”[35]13日又记：“其实他们一时感情激动，流几滴泪，很快就过去了，长久伤痛的还是我……”[36]在萧军的提议下，1942年6月15日，舒群主编《文艺月报》第15期推出了“纪念萧红逝世特辑”，以古元的《萧红像》为封面，收入萧红的《手》、高原的《悼廼莹》、白朗的《遥祭》、萧军的《零落》、刘白羽的《纪念萧红》等文章。这些文章出自萧红生前的友人，多采取个体化的言说方式，在有组织的“作家纪念活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即便是当时与萧军在文艺观点上有冲突的丁玲，也坚持了同样的个体化言说方式。在追忆了与萧红的交往后，她便将笔触转向了自己：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末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37]
在延安文艺界整风的紧张氛围下，这些昔日友人对萧红的纪念，更像是借纪念萧红之死浇自己胸中块垒，通过对友人的缅怀诉说他们在正在启动中的革命机器前的内心情愫。然而，在作为仪式政治的“作家纪念活动”日益被编织进政党政治需求下的延安，这种个体性纪念的话语空间也难以为继。随着抗战胜利后革命形势的迅速变化，原本处在个人言说中的萧红纪念也出现了被吸纳到仪式政治中的趋势。1946年1月22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东北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了萧红逝世四周年纪念会。除了周鲸文、骆宾基、杨晦等东北作家外，当时在渝的左翼文化人如郭沫若、茅盾、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也都参加了纪念会。当会场上与萧红有过私交的友人围绕萧红作品的评价发生分歧时，与萧红并未有过交往的郭沫若却抛出了萧红是“人民的作家”的观点，这也标志着萧红纪念从个体言说向仪式政治的转变。随后，1946年4月、5月，大连的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两次出版《生死场》以纪念萧红。11月28日、30日、12月4日《东北民报》上连载《东北作家群像》，又于12月6日出版了“萧红纪念专页”。一方面被追认为“人民的作家”，另一方面则是被茅盾等批评为“不能投身到工农劳苦大众的群中”，[38]因而落后于革命的“寂寞论”，然而，无论是表彰还是批评，都是以正在推进中的人民文艺为标准。至此，从个体性言说出发的萧红纪念，最终也不可避免地被人民文艺摧枯拉朽的时代洪流所吞没。
如果说萧红纪念在抗战前后的变化体现出仪式政治对个体言说的强力整合的话，那么，抗战胜利前夕罗曼·罗兰去世所引发的纪念，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左翼文学所面临的整合与分化的复杂状况。1944年12月30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去世的消息传入国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1月25日，《新华日报》刊发“追悼罗曼·罗兰特辑”，《解放日报》于1月29日罗曼·罗兰诞辰和1月30日罗曼·罗兰逝世整月分别刊出了两期纪念专版。3月25日，重庆文艺界在青年馆举行了罗曼·罗兰追悼会，参加者有各国使节和各界人士千余人，于右任担任主席，郭沫若代表“文协”致悼词。同日，《新华日报》再次出版“悼念罗曼·罗兰”专刊，并发表了“文协”悼词，其中不仅盛赞罗曼·罗兰作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将和历史上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伟大的灵魂们，像天空中的星群一样，永远在我们人类的头上照耀”，[39]更代表抗战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表示：“中国的文艺工作者们，更一定要以你为模范，要像你一样，把‘身后的桥梁’完全斩断，不断地前进，决不回头，像你一样始终走着民主的大道，把自己的根须深深插进黑土里面去，从人民大众吸收充分的营养，再从黑土里面生长出来。”[40]
虽然“文协”悼词中强调罗曼·罗兰是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但左翼文化人已开始抓住其“左转”经历大做文章，譬如戈宝权不仅专门翻译了罗曼·罗兰关于自己思想转变的“自白”，更加以评述道：“这段话可说是罗曼·罗兰的自白，他讲出了他多少年来探求与摸索的路径，而最后终于寻觅到了。在此地也可以看出，罗曼·罗兰多少年来是怎样不断地自我批判，不断地向前进步，假如我们说前期的罗曼·罗兰，还只是一个‘克利斯朵夫’型的英雄人物，还只是一个深受了托尔斯泰影响的和平主义者及人道主义者，那么经过第一次欧战和大战后的‘探索与彷徨的年代’，他终于最后‘和过去告别’了，进而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的战士和新人类事业的卫护者，而他最后一二十年的事业，更像是王冠似地冠盖了他的全生。从此地，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发展的光辉的道路来。”[41]而茅盾则更为明确地将罗曼·罗兰的“左转”经历与时下争取民主化的斗争目标相联系：“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而争取民主的首要条件，则是挥起我们的笔杆，反对法西斯的侵略。罗曼·罗兰一生的艰巨的行程给我们榜样，也给我们勇气和信心。为了哀悼和纪念这一位世界的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我们的‘摸索和彷徨’——如果还有，不该从此结束了么？《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该读《动人的灵魂》了。”[42]
不难见出，戈宝权与茅盾在对罗曼·罗兰的纪念中都关注其“左转”经历，显然是与抗战后期延安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方向相配合的，因而也构成了左翼文学在罗曼·罗兰纪念上的主流论述，然而，正如象征的“模糊性”所揭示的，在左翼文学的这一主流论述之外，同样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譬如，在延安文艺方向对国统区左翼文学进行整合的时刻，胡风便借助罗曼·罗兰纪念捍卫其“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主张，传达出了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代表的延安文艺方向不同的声音。1946年5月，由上海新新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一书，便是胡风借助纪念罗曼·罗兰阐发文艺观点的一次集中体现。文集中不仅精选了罗曼·罗曼的多篇文献，如《给霍普特曼的一封公开信》《精神独立宣言》《艺术与行动》《给苏联人民的信》等，并且还收录了路翎的《认识罗曼·罗兰》、舒芜的《罗曼·罗兰的“转变”》和自己的《罗曼·罗兰断片》三篇文章。如果说前者体现了与左翼文学主流论述的一致性，即同样重视罗曼·罗兰的“左转”经历、与劳动人民的结合及对苏联的认同的话，那么，后者则集中传达出与左翼文学主流论述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与胡风派不同的是，曾经与胡风共享着相似文艺观点的邵荃麟，则同样借助于罗曼·罗兰纪念宣告了与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告别，实现了向《讲话》方向的靠拢。[43]
综上可见，无论是萧红纪念还是罗曼·罗兰纪念，都隐然透露出抗战后期“作家纪念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虽然这一时期“作家纪念活动”大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化斗争相配合，承担着文化领导权斗争的任务，但随着延安文艺方向的成型，如何对国统区左翼文学进行整合，同样是“作家纪念活动”中越来越明晰传达的主流话语，因而也就注定了这一时期的作家纪念话语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传达着不同的声音。这正如大卫·科泽所指出的，虽然“仪式具有规范化的形式……是由社会传递给个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仪式是天生因循守旧的力量。在形式、象征的意义和社会影响上，仪式都会发生变化：新的意识出现，旧的意识消亡。这种变化产生于个体的创造性活动。一言以概之，人们并不仅仅是仪式或象征的奴隶，他们也是仪式的支配者和创造者。正因为仪式是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方面，所以人们会创造和改变它们。”[44]换言之，尽管仪式政治是“作家纪念活动”的主导功能，却并非全部，无论是萧红纪念从个体性出发汇入人民文艺的时代洪流，还是罗曼·罗兰纪念在主流话语之外传达出的另类声音，都从不同方向上显示出了“作家纪念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是这些众声喧哗的杂音，使得“作家纪念活动”并未定于一尊，而是经由“模糊性”所带来的意义开放和不确定性，为观察抗战后期左翼文学话语转型提供了绝佳视野。
结语
作为抗战文学中涌现的独特现象，“作家纪念活动”既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具体而言是围绕象征化行为开展的仪式政治，因而，也具备了象征意义的“凝聚性”“多义性”“模糊性”三方面特点。就“凝聚性”而言，“作家纪念活动”通过对“民族魂”的召唤发挥了抗战动员的功能，成为抗战初期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共识”；就“多义性”而言，“作家纪念活动”为政党政治的权力斗争提供了战场，尤其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围绕象征化行为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作家纪念活动”也越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以进行文化领导权斗争的阵地；就“模糊性”而言，“作家纪念活动”在团结抗战的“共识”和政党政治权力斗争的“分歧”之外，也传达着来自左翼文学内部的众声喧哗，为观察左翼文学话语转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视角。当然，象征意义的这三方面特点作为仪式政治的复杂机制，在“作家纪念活动”中并非泾渭分明，不仅在不同的纪念对象上的开展各不相同，并且还随历史情境的改变而发生着变化。因此，本文提出从仪式政治角度对“作家纪念活动”意义生产机制的分析模式只是就理想形态而言，其在具体对象上的落实与开展，还有待在具体分析中加以检验。
注释：
（1）（21）参见文天行：《国统区抗战文学运动史稿》，四川教 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1—131 页、第 200—212 页， 第 208 页。
（2）分别参见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大 学出版社，2012 年版；李扬：《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 战文艺：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
（3）参见程振兴：《鲁迅纪念研究（1936—1949）》，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11 年版。
（4）（43）分别参见金浪：《整合与分化的多重镜像——“纪 念罗曼·罗兰”与抗战胜利前后的左翼文学》，《文艺研 究》2020 年第 4 期；高强：《征用与撕扯：战时中国的列 夫·托尔斯泰纪念言说》，《社会科学动态》2022 年第 7 期；高强：《战时中国文人的普希金纪念：双重榜样的发 现、塑造与宣扬》，《海峡人文学刊》2022 年第 2 期；王昭鼎：《古典诗人的现代重塑——杜甫在抗战时期的三重面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 年第 3 期。
（5）（6）（7）（18）（19）（20）（33）（34）（44）[ 美 ] 大卫·科 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 页，第 3 页，第 12 页，第 15 页，第 3 页， 第 15 页，第 15 页，第 15 页，第 15 页。
（8）参见郭辉：《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版；郭辉：《国家纪念日与现代中国（191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年版。
（9）参见童小彪：《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 页。
（10）章乃器：《我们应该怎样纪念鲁先生》，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纪念文集》，上海书店，1937 年版，第 38 页。
（11）程振兴：《鲁迅纪念研究（1936—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25 页。
（12）《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救亡日报》 1937 年 10月 18 日。
（13）毛泽东：《论鲁迅》，《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3—44 页。
（14）周恩来：《题词》，《新华日报》1938 年 10 月 19 日。
（15）述周：《战时首都千余群众纪念民族战士鲁迅先生》，《新华日报》1939 年 10 月 20 日。
（16）（22）（25）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文艺运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27 页，第 224 页，第 230—231 页。
（17）记者：《记“鲁迅纪念会”和“鲁迅晚会”》，《抗战文艺》第 6 卷第 4 期，1940 年 12 月 1 日。
（2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697—698 页。
（24）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新华日报》1940年 8 月 3 日。
（26）（27）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2 期。
（28）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 年 11 月 16 日。
（29）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诗人节缘起》，《新华日报》1941 年 5 月 30 日。
（30）转引自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00 页。
（31）郭沫若：《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04 页。
（32）参见李扬：《从第三厅、文工会看国统区抗战文艺：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 134—137 页。
（35）（36）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上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39 页，第 441 页。
（37）丁玲：《风雨中忆萧红》，《谷雨》第 5 期，1942 年 4 月 25 日。
（38）茅盾：《萧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东北民报》 1946 年12 月 6 日。
（39）（40）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悼念罗曼·罗兰》，《新华日报》1945 年 3 月 25 日。
（41）戈宝权：《罗兰·罗兰的思想和人生的道路》，《新华日报》1945 年 1 月 25 日。
（42）茅盾：《永恒的纪念与景仰》，《抗战文艺》第 10 卷第 2、3 期，1945 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