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斋学术丛书

《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

董涛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5年4月出版

978-7-5732-1441-6

定价：68元

作者简介：

董涛：1984年出生。2007年于西南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0年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14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重庆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秦汉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秦汉时空观念研究”，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精确时间追求与社会时间观念研究》，发表相关论文二十余篇。

内容简介：

本书以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为核心研究对象，从数术知识的内在逻辑出发，深入剖析择日术所蕴含的数术原理，系统探讨了择日术的起源、阴阳五行与神煞的运用、日廷图与时空认知的宇宙图式，以及日者在秦汉时期择日习俗中的角色等问题。

目录

序/王子今

绪论

第一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第三节 框架结构

第一章 择日术的起源

第一节 避忌凶恶

第二节 尊天顺时

本章小结

第二章 择日术中的阴阳五行与神煞

第一节 择日术中的阴阳五行

第二节 择日术中的神煞体系

本章小结

第三章 日廷图与时空认知的宇宙图式

第一节 规矩准绳与日廷图的起源

第二节 日廷图及相关图形

第三节 日廷图的时空系统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各有俗所用”——日者与秦汉择日民俗

第一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民俗

第二节 战国秦汉时期的日者

第三节 史官的择日传统

本章小结

结语

后记

序/王子今

董涛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陈苏镇教授，科学识见和研究能力又有新的提升。董涛学术优长的表现之一，在于对战国秦汉这一历史时段社会生活中影响非常广泛的《日书》类文书及其体现的民间礼俗的研究，持长期专注并努力深掘的态度，成果颇多新见。这部新面世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是他累年钻研的学术收获，在若干方面推进了相关研究，在前沿性和创新性方面都有值得称许的特点。我在这里愿意首先表示祝贺。

我们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和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现在的认识、理解和说明都还是初步的。而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受到学界重视之前，相关知识大体是残碎的、片断的、模糊不清的，可以说是与历史真实相距甚远的。经过饶宗颐、曾宪通、李学勤、林剑鸣、刘乐贤几代学人的辛苦工作，我们似乎已经大略触及当时社会思想在民间层面的若干特点。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因中青年学者的有力推动，研究的深入达到可喜的境界。董涛著《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也是这一研究方向学术进步的表现之一。《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第一章论“择日术的起源”，第二章说明“择日术中的阴阳五行与神煞”，第三章就“日廷图与时空认知的宇宙图示”有所考察，第四章则专门分析“‘各有俗所用’——日者与秦汉择日民俗”。可以说，各个论题都涉及以往研究不足或者有所缺失的内容，章节布局也比较合理。关心这一学术主题的读者，应该都可以通过作者的说明获得新的认识，或者借鉴作者的思路得到新的启示。

秦汉人的知识构成之中，有所谓“六甲”“五方”之学。《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说到中原传统农耕社会建构和维护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即所谓“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其中包括如何“教之”的内容。最基本的启蒙教学的内容包括“六甲五方”：“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所谓“小学”，是最基础的文化教育。所谓“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应是指基本知识和书写计算的技能。有学者研究汉牍《史篇》，以为其中文字“天地本纪，阴阳变化，消息所起，五方□□，〔四〕时之始，〔万〕物升降，人道义理，圣贤所贵，修文书史，勉力亟学，福禄归之”应与“六甲五方”之学有关。《唐故鲍君墓志铭》：“君五岁学六甲五方之数……”正是这种教育理念持续长久的文物证明。

《四民月令》关于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可见：“正月……研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所谓“篇章”，原书本注：“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有学者以为：“依‘本注’的说明，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所谓“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以及《四民月令》所谓幼童所“学”“《六甲》”，当然只是初步知识。而《汉书》卷三〇《艺文志》“五行三十一家”中“《风鼓六甲》二十四卷”“《文解六甲》十八卷”，应当都是成熟的关于“六甲”的专门著作。《汉书》卷二一上《律历志上》：“日有六甲，辰有五子……”而《史记》卷二六《历书》言“大余五”，司马贞《索隐》：“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去岁十一月朔在牵牛初为冬至，今岁十一月十二日又至牵牛初为一周，以六甲除之，六六三十六，除三百六十余五，故云大余五也。”张守节《正义》：“冬至甲子日法也。”《史记》卷二六《历书》又言“小余八”，张守节《正义》：“未满日之分数也。其分每满三十二则成一日，即归上成六日矣。大余五者，每岁三百六十五日，除六甲三百六十日，犹余五日，故称大余五也。小余八者，每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则一日三十二分，是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八分，故称小余八也。此大小余是冬至甲子日法，未出闰月之数，每六十日除之，为未满六十日，故有大小余也。此是太初元年奇日奇分也。置大余五算，每年加五算，满六十日则除之；后年更置五算，如上法。置小余八算，每年加八算，满三十二分为一日，归大余；后年更置八算，如上法。大余者，日也。小余者，日之奇分也。”所谓“六甲”之学，这里表述似繁琐，但是应与天文历法等时间秩序有关，是明朗的。对于以农耕经济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国度来说，这种涉及“节令”“节气”的知识，是最基本的学问。相关认知，在战国秦汉时期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而《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说到“六甲穷日”；卷八二上《方术传上》李贤注说到“六甲之孤辰”，又言：“遁甲，推六甲之阴而隐遁也，今书《七志》有《遁甲经》。”也提示了“六甲”和数术之学的关系。《三国志》卷二九《魏书·方技传·管辂》裴松之注引《辂别传》：“辂为说八风之变，五音之数，以律吕为众鸟之商，六甲为时日之端，反覆谴曲，出入无穷。”又载“辂言”：“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无常。”管辂所言“六甲为时日之端”，是可以说明“六甲”和“时日”的特别关系的。所谓“出入无穷”“其占无常”，提示了“六甲”之学的精深境界。

关于“五方”，《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颜师古注：“苏林曰：‘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臣瓒曰：‘辨五方之名及书艺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臣瓒和颜师古的见解应当是正确的。

如果说“六甲”接近天学，则“五方”接近地学。胡三省注“六甲”，言：“六甲，谓六十甲子也。”顾炎武认为：“《食货志》：‘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周寿昌说：“此《礼记·内则》之言。礼‘九年教之数日’，郑注‘朔望与六甲也’，犹言学数干支也。‘六年教之数与方名’，郑注‘方名，东西’，即所云‘五方’也。以东西该南北中也。”

看来，所谓“六甲五方”，“六甲”是关于时间的知识，“五方”是关于空间的知识。这正是董涛所谓“时空认知”。对于这一方向的研究，包括常识的普及和学术的深究，我们以往是重视不足的。

“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在“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之后，可知当时的教育理念，道德教育似乎是寓于知识教育之中的。对于汉代蒙学的这一特点，有教育史家分析说：“启蒙教育犹重品德伦常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并且寓于书算教材和教学之中，以收课程简、重点突出之效。”班固是坚守儒学原则的学者，他在《汉书》中关于蒙学教育“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的写述，其先后次序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可知以天下之尊，也依然遵从卜问迁徙吉凶之通制。上文说到“《日书》类文书及其体现的民间礼俗”，也许影响到社会上层。知果其占卜方式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属于同一系统，时在秋季，而北河榆中地当咸阳正北，其卜问结果应与此条简文的内容相合。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迁北河榆中三万家”事，其时当在九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这是唯一的有关秦始皇出行日期的记录。对于秦始皇出行择日事，拙著《秦交通史》写道：“这是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十月癸丑，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属于秦人建除系统的‘秦除’和‘稷辰’中皆未见与‘行’有关的文字，而在可能属于楚人建除系统的‘除’中则正当‘交日’。而‘交日，利以实事。凿井，吉。以祭门行、行水，吉’（甲种四正贰）。所谓‘祭门行’仪式的意义，或即‘告将行也’， ‘行水’则是水路交通形式。秦始皇此次出行先抵江汉地区，‘十一月，行至云梦’，很可能因此而据楚数术书择日。另一方面，‘秦除’‘稷辰’虽未言‘行吉’，但‘十月癸丑’亦不值行忌日。可见，事实确如李学勤所指出的，‘楚、秦的建除虽有差别’，但‘又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当时占日之学流派纷杂，而‘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重要的交通活动，大约需要事先综合考虑不同建除系统的出行宜忌。”这样的意见，主要是推想，没有依据更完备的数术之学的信息进行全面分析。出行择日，首先是出行时间的选择，同时又涉及出行方向，即行程之向的空间方位，与“时空认知”密切相关。此类问题的深入考察，或有待于董涛和其他年轻学人的努力。

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首先当然应该对所针对的学术目标有成功的探索、透彻的理解和完满的说明，但是又未必终结相关主题的学术考察。如果能够就某些问题给读者以启示，为今后的研究提出疑点，建议方法，指示路径，点明线索，就是有学术意义的。

董涛在这部分量很重的学术专著《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的“绪论”中写道：“择日术的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观念。一方面，阴阳五行是时日吉凶宜忌设置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择日术也可以说是阴阳五行观念在日常中的具体运用。”第二章“择日术中的阴阳五行与神煞”第一节“择日术中的阴阳五行”，也指出：“阴阳五行理论是择日术的核心内容，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大多是围绕阴阳五行理论展开的，因而阴阳五行理论可以说是破解择日术奥秘的关键。”全书“结语”也可见这样的说法：“择日术的核心内容是阴阳五行学说，由《日书》中关于择日术的记载可以看到阴阳五行如何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应当是表述相当明确的比较新异的见解。但或许也有深化认识、以求更合理说明的可能。“核心”的说法近年使用异常普遍，但是具体涵义或许未必科学，言者似乎也有不同的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的作者或说“阴阳五行观念”，或说“阴阳五行理论”，似乎是要将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考察予以“观念”“理论”层次的提升。有的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考虑： 在“择日”要求和“择日”方式早期出现时，是否已经有了“阴阳五行观念”或“阴阳五行理论”？这样的思考，或许可以从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资料中发现寻求答案的线索。我愿意在这里表达这样的心愿，期待董涛在今后的研究中就这一学术主题做出更完备的论说。

当然，《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一书的学术质量已经显示，作者完全具备很好的基础，可以继续努力，提出新的更深层次的学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