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畑，四川合江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
摘 要：“道统”一词出现于唐代，武周盖畅著《道统》十卷，中唐李翰则以“道统”指称道人统领、佛教领袖。北宋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道统”是指王道之统、王统。李侗《罗从彦墓志铭》则以“道统”指称儒家道统观念，这种用法最终取代了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道统”一词的本意是“道之统”，所以“道统”有时也会被用以指称佛、道二教之统。“道统”之“统”，既有共时性正统之意，也有历时性传统之意，两者的交汇点则是那些承递道统的贤哲，而这些贤哲又组成了断断续续的道统系谱。朱熹《中庸章句序》第一次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发挥，由此开辟了新的哲学思想领域。
关键词：唐宋；道统；正统；传统；朱熹
南宋末王柏《跋道统录》说：“‘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天下后世也深矣。”（王柏，第77页）“道统”是唐宋思想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词汇，此后更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概念。近半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道统”一词的出现及其意义，以及朱熹与“道统”一词的关系，有着持续的讨论和推进。不过，既往研究在资料搜集上仍有遗漏，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检讨之处。本文试图考述唐宋“道统”一词的出现和流行过程，并梳理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道统”条云：“‘道统’二字，始见于李元纲《圣门事业图》。其第一图曰《传道正统》，以明道、伊川承孟子。其书成于乾道壬辰，与朱文公同时。”（钱大昕，第355页）刘子健在《东西方哲学》1973年第4期以英文发表了《新儒学如何成为正统》一文，其主要内容后来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为题进行中文发表。该文认为《传道正统图》乃是“道统二字初见于私人著述”，但是“官书早有记载”，所举的例子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载朱震绍兴六年（1136）举荐谢良佐之子的奏疏，刘先生并由此推论说：“当时，道统二字必已是通用名词。后来，朱子学派加以规定，才成为他们用的专指名词。”（刘子健，第135、145页）
陈荣捷则认为最早明确使用“道统”一词的是朱熹《中庸章句序》。他1973年在鄂法兰主编的《宋研究》发表了英文论文《朱熹儒学思想的形成》，以朱熹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的《中庸章句序》为依据，认为朱熹首创“道统”一词。该文译为中文后以《朱熹集新儒学之大成》为题收在其《朱学论集》中，也明确指出“朱子实为新儒学创用道统一词之第一人”。（参见陈荣捷，1982年，第14页）其《朱子新探索》进一步指出，李元纲“传道正统”虽有道、统两字，但尚未连词，而《要录》所载朱震奏言云：“（谢）良佐之贤，亲传道学，举世莫及。”（李心传，第1919-1920页）实际上“只言道学，未言道统。有道统之观念，而词则未有也”。他强调说：“《中庸章句序》不特首用‘道统’之词，又于道统内容，以哲学思想充实之。从此而后，道统乃成为一哲学范畴。此诚是破天荒之举。”（参见陈荣捷，2007年，第287-288页）其后，认为朱熹《中庸章句序》首创“道统”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为相当普遍的看法。
张亨其后撰文认为，“‘道统’这一词语是朱子晚年才开始使用的”。他指出朱熹淳熙六年（1179）知南康军时所作的《知南康榜文·又牒》才是朱熹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例子。他还指出，朱熹淳熙八年所作的《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也用及“道统”一词，并且绍熙四年（1193）《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所引潘焘来书也有“道统”一词，可见“此时‘道统’之词已被人引用”。他认为，朱熹发明“道统”一词，“应该与推尊濂溪有关。朱子同时的人，如张南轩、吕东莱等似乎都没用过这个词语，可见不是袭自他人。”（参见张亨，第31-80页）
田浩大致同时以英文出版了《朱熹的思维世界》一书。其中写道：“朱熹在1181年所写的《濂溪光风霁月亭》，就开始使用‘道统’一词，但直到与陆九渊书信往返辩论以后，‘道统’才成为主要有力的观念。”与张亨强调朱熹推崇周敦颐的动因不同，田浩更加注意陆九渊的刺激与朱熹提出“道统”的关系，他认为朱熹淳熙十六年正月的《答陆子静》一书，是其在三月完成《中庸章句序》的前奏。（参见田浩，第270-271页）
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一文谈到了武周时期的《大周故处士前兖州曲阜县令盖府君墓志铭并序》，志主盖畅卒于武周神功元年（697），葬于神功二年，《墓志》说盖畅“著《道统》十卷”。该文认为：“儒者之有道统之说，自来以为宋人本诸韩愈之意，‘道统’一词则创自宋人。……今据《盖畅志》，则早在初唐，‘道统’一词已为儒者所使用矣，不待宋人也。”（参见叶国良，第56-59页）这就将“道统”一词的发明时间大大提前了。
其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朱熹的道统观念进行了极具争议的解释。他可能受田浩的影响，也举出《书濂溪光风霁月亭》，并说：“他用‘道统’两字，以我所见，此为最早，但其意指不很明确，可以上起尧、舜，也可以下迄孔、孟。大概此时他的‘道统’观念还没有完全确定。”他接着又以淳熙十年《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和《中庸章句序》为据，认为：“朱熹从淳熙八年初用‘道统’一词，两年后界定‘道学’的涵义，到淳熙十二三年增改《中庸序》，前后经过四五年的时间，才对这两个重要观念的分野完全厘清了。”并认为“宋以后所流行的道统论是由朱熹正式提出，而在黄榦手上完成的。”（参见余英时，第12-30页）
祝平次随后发表了《朱熹的历史世界》的长篇书评，通过列举朱熹《又牒》《书濂溪光风霁月亭》《答陆子静》《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绍熙五年《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庆元二年（1196）《答曾景建》等朱熹使用“道统”一词的例子，对余英时认为的朱熹存在划分“道统”和“道学”两个历史阶段的意图进行了否定。他还指出，宋代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并非朱熹，而是陈概，证据是张栻乾道八年（1172）所作的《答陈平甫书》，这就进一步否定了余先生的解释。（参见祝平次，第249-298页）
此后，蔡涵默和苏费翔几乎同时对“道统”一词的出现和行用作了讨论。蔡涵墨认为，“道统”一词最早的用例是刘才邵大观四年（1110）的《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其后李若水靖康元年（1126）的《上何右丞书》也使用了“道统”一词。他着重讨论的是秦桧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为宋高宗御制御书的先圣和七十二弟子赞、序所作的后记，其中“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一句，明确使用了“道统”一词。蔡涵墨认为刘才邵、李若水、秦桧所云的“道统”主要是指帝王的、公共的“道统”，其后胡安国等理学家开始挑战这种“道统”，逐渐将其私人化，而李流谦绍兴二十六年写给张浚的《上张和公书》，“是现存记载中最早使用‘道统’来指私人的道的传承，而与帝系式的道统无涉”。蔡涵墨也列举了张栻《答陈平甫书》，他特别强调湖湘学派在道统“以私人传承的姿态复兴”和“对帝系道统的修正”上的重要影响，其后朱熹又集此大成。他认为，“秦桧的碑记显示，朱熹创构道统，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足以绾合于其哲学体系的要素，而是一个大胆且具政治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挪用了宋朝皇帝一直以来独享的一项资产，因此这是对皇帝掌控‘道统’定义的挑战。1189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反对帝王有以下的特权：皇帝是道统的继承者，而且皇帝拥有决定道统传承和知识内涵的权力。”（参见蔡涵默，第98-159页）
苏费翔列举了盖畅、李若水、刘才邵、李流谦的例子，并推测“道统”一词可能是“从李流谦，经张浚、张栻父子，到朱熹传过来的”。他认为朱熹的贡献“就是把道统说普遍化，对后世影响力甚大；自有朱熹才有人使用‘道统’这一简要的口号来推动相关的论述”。（参见苏费翔，2011年，第87-88页）他其后进一步补充了张栻《答陈平甫书》、范处义《诗补传》的例子。（参见苏费翔，2015年，第22页）并认为：“可以进一步证明道统观念在张栻的交游环境中已经出现，而朱熹只是在与张栻会面之后才使用了‘道统’一词。这可能意味着这一词汇是朱熹从张氏家族的交往圈子中获取的。”（参见苏费翔，2018年，第98页）
总的来看，学界关于唐宋“道统”概念的讨论，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推进。不过，由于“道统”一词的出现、流行、概念演变，关系着对于唐宋思想史的诸多认识，而与朱熹的关系尤大。但是，实际上以往的学者在资料搜集上仍然存在不少遗漏，以至于时时出现误判。并且，在研究方法上，以往学者有时将早期“道统”一词的涵义与后世熟悉的儒家道统观念混为一谈，从而将“道统”一词的出现直接默认为对儒家道统观念的总结和反映，但事实上未必如此。完整地梳理唐宋“道统”一词的出现和流行过程，客观地分析唐宋“道统”一词的概念演变，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唐宋思想的发展历程，正确地评估朱熹的思想贡献，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梳理唐宋“道统”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必然要以朱熹为坐标。朱熹文字中出现“道统”一词的共七篇：淳熙六年《知南康榜文·又牒》、淳熙八年《书濂溪光风霁月亭》、淳熙十六年《答陆子静》，（见陈来，第297页）淳熙十六年《中庸章句序》、绍熙四年《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绍熙五年《沧洲精舍告先圣文》、庆元二年《答曾景建》其一。（同上，第423页）此外，黄、辅广也在语录中记载了朱熹有“道统之传”的说法，二人所记分别为淳熙十五年、绍熙五年以后所闻。（参见黎靖德编，第435、241页）可见朱熹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就是《又牒》，而到淳熙十六年前后，他使用“道统”一词的次数明显增多。
以今存文献来看，“道统”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武周时期《盖畅墓志铭》述其“著《道统》十卷”，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例子。中唐李翰《尉迟长史草堂记》也使用了“道统”一词，该《记》作于唐代宗大历四年（769）。（见李昉，第4368页）传世文献中，北宋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大概是《经义模范》所收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经义模范》，第87页）该书所收尽是科场范文，张庭坚文也不例外，这应是张庭坚应举的程文或习作。他是元祐六年（1091）进士（见彭百川，第702页），而该文强调遵循祖训，也与元祐时期的政治氛围相符，故应撰于元祐六年或稍早。《历代名臣奏议》收录刘才邵《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时云为“大观中”所上，那么该札的撰写时间最晚不会超过大观四年。（参见黄淮、杨士奇，第1517页）李若水《上何右丞书》是写给何的书信，何除尚书右丞是在靖康元年三月，八月即擢中书侍郎。（参见脱脱，第5534、5535页）《书》中有“三镇不当割，力言用兵”云云（参见李若水，第216页），宋廷议割三镇是在六月间（参见脱脱，第429页），该《书》应作于靖康元年（1126）六月到八月之间。
宋高宗时期“道统”一词的出现频率仍然不高。从今存文献来看，南宋最早的用例应是李侗为其师罗从彦所作的《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李侗作《墓志铭》是在绍兴十年，其中说罗从彦“不以簪裾为华，而以担荷道统为己任”，有“继往开来，肩任道统之意”。李侗同门延年稍晚所作的罗从彦《行状》，也说罗从彦“慨然身任道统”。（参见陈利华，第68、66页）这是理学家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例子，《罗从彦故里行实录》所录罗从彦《行传》中曾记罗从彦同门廖衙语：“孔氏之门，晚有曾子；杨师之门，晚得仲素。前后二子，皆道统所继者也。”（陈利华，第67页）但《行传》成文稍晚，笔者未敢遽采。比秦桧绍兴二十五年的《后记》要早十余年。其后，李流谦《上张和公书》称张浚“承列圣之道统，振千载之绝学”，该《书》有张浚“万里来归，岌嶪岱华，突然临前，粲焕星斗，炯然在目”云云（参见李流谦，第692页），显然是张浚正在家乡之时。张浚绍兴十二年封和国公，此后只在绍兴二十六年安葬母亲时才返回过一次家乡。因此，该《书》应是作于这段时间。此外，黄成孙《送赵使君序》也两次用及“道统”一词（《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第559页），文中云“徽考皇帝”，则该文应完成于宋高宗期间。宋徽宗定庙号是在绍兴七年九月（参见脱脱，第417页），该序必然晚于这个时间。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二十七年三月丙戌条云：“或曰（闫）安中与举人黄成孙同县相友善，成孙父源尝为书言储贰事，安中得其说以对，上大赏之。”（李心传，第3375页）似乎黄成孙年岁与闫安中相仿佛而稍长，其《序》作于绍兴中后期的可能性更大。
宋孝宗时期，文谠乾道二年五月《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表》（见王俦，第8、10页）以及张栻《答陈平甫书》述陈概来书也都用及“道统”一词。张栻在其中自述说：“误被简遇，遂得执经入侍……而学力不充，迄亡毫发之补。归来惟自省厉。”（《张栻集》，第1156页）则是其乾道七年罢侍讲后不久。祝平次依据高畑常信的判断，认为该书应作于乾道八年。（参见祝平次，296页）淳熙以后，“道统”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幅提升。林光朝云：“‘仲尼祖述’之者，述其道统所自出也。”（参见卫湜，第314页）林光朝卒于淳熙五年五月六日（参见王瑞来，2020年，第933页），这显然早于朱熹《又牒》。杨万里《惠泉酒熟》诗也云：“酒圣凡五传，道统到吾侪。谁云孟氏醇？轲死不传来。”该诗作于淳熙五年冬，也比《又牒》更早，其嘉泰四年（1204）《六一先生祠堂碑》也云：“蹇道统之三绝兮，畴再延孔氏之光。”（参见辛更儒，第571、4703页）黄伦《尚书精义·洪范》述吕祖谦《东莱书说》用及“道统”一词，《精义》书首的两篇序作于淳熙七年（见黄伦，第453、143、144页），《东莱书说》应该比这个时间早不少。虽然不能确断吕祖谦使用“道统”一词是否早于朱熹《又牒》，但肯定早于朱熹的其它用例。吕祖谦淳熙八年病逝后，门人祭悼他的诗文中数次出现“道统”一词，邵浩云：“道统传千载，儒风振一时。”赵烨云：“道统谁传授，源流易失真。”郑良臣等人云：“先生之学，道统正传，精粗本末，浑然大全。”（《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808、810、790页）今存《十先生奥论注·前集》载刘穆元《易统后题》云：“论道统者，终孟子而略颜子，稽之复，回无憾矣。”（《十先生奥论注》，第76页）吕祖谦《答聂与言》写道“前此谕及《博议》并《奥论》中鄙文，此皆少年场屋所作”（《吕祖谦全集》第1册，第498页），所谓《奥论》即《十先生奥论》。《前集》收有戴溪、叶适的文字，二人均为淳熙五年进士。因此，《前集》应是成书于淳熙五年科举之后到淳熙八年吕祖谦离世之间。《前集》所收都是南宋中前期士人的文字，最早的是胡寅，刘穆元应该也是高宗、孝宗时期的人物。周必大《范成大神道碑》述范成大乾道五年时对宋孝宗说：“汉唐之君功业固有之，道统则无传焉。”（见王瑞来，2020年，第913页）这未必是原话，但范成大《丙午东宫寿诗》确实使用过“道统”一词。（参见范成大，第379页）丙午即淳熙十三年，而就在此年，陈造写了一篇为范成大祝寿的《石湖生日致语》（参见秦惠民，第108页），其中也写道：“挈提道统，退之得孟氏之传；秉执国钧，晋公乃汾阳之比。”（参见陈造，第510页）陈造代人《贺萧参政启》也云：“道统有传，密受孟、韩之正；文宗不坠，挽回舒、向之醇。”（同上，第482页）“萧参政”即萧燧，于淳熙十五年正月参知政事，次年正月即罢。（参见王瑞来，1986年，第1259、1266页）该《启》应作于萧燧参知政事后不久。
宋宁宗绍熙之后，使用“道统”一词的士人越来越多，如陈亮、叶适、黄度等人也都使用过“道统”一词。陈亮《钱叔因墓碣铭》写道：“洪荒之初，圣贤继作，道统日以修明。”（《陈亮集》，第484页）该《铭》大概作于绍熙四年。（参见童振福，第41页）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也四次使用“道统”一词。（参见叶适，第125、654、695、738页）他撰作《序目》是从嘉定元年（1208）落职回乡后开始的。（参见周梦江，第61页）黄度《尚书说·顾命》也有“帝王道统所传”云云（黄度，第585页），《直斋书录解题》称《尚书说》是黄度“晚年制阃江淮”时所作（参见陈振孙，第33页），黄度嘉定二年十月至五年十月左右任建康府知府兼江淮制置使，三年正月到任（参见袁燮，第182页），是则其《尚书说》撰成已在嘉定三年之后。范处义《诗补传·周南》也用及“道统”一词（范处义，第26页），苏费翔说《四库全书总目》“认定《诗补传》为绍兴年间之作品”（参见苏费翔，2018年，第230页），但《总目》仅云：“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尊序者则处义矣。”（范处义，第1页）此“南宋之初”并非专指绍兴。范处义是绍兴二十四年进士，比朱熹晚，他大概“生于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历经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约卒于嘉泰元年以后，正好与朱熹生活的年代相同”。（参见杨秀娟，第6页）但是其《诗补传》的具体撰作时间则难以知晓。其它例子甚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随着“道统”一词的流行，在南宋后期，连佛教、道教也开始移用“道统”这一词汇。佛教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大概是咸淳后期的释志磐《佛祖统纪》，该书四次用及“道统”一词。（参见释道法，第5、11、160、207页）道教文献中，吕太古《道门通教必用集·职佐篇》说：“周公为紫微都护，太公为紫府道统。”该书卷首有吕元素作于嘉泰元年（1201）的《序》，其成书应是在此前后。（《道藏》第32册，第29、1页）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成书于咸淳六年（1270），其中有云：“天生圣人，所以续道统，明人伦，赞天地，育万物也。”（褚伯秀，第910页）此“道统”颇接近儒家道统。元初，柯道冲《玄教大公案序》五次使用“道统”一词，以之明确指道教的道统，如“金阙帝君继道统，授东华帝君”云云。（参见《道藏》第23册，第889页）
由上可见，“道统”一词虽然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北宋中后期，“道统”一词才逐渐出现在宋人文字中，而直到宋孝宗乾道时期，也使用不多。淳熙时期，使用“道统”一词的士人越来越多，不独朱熹为然。至于朱熹是如何接触到“道统”一词的，则可能性颇多，李侗、林光朝、杨万里、范成大、张栻、吕祖谦都与朱熹有着不同的关系交集，而秦桧为宋高宗御制御书的先圣和七十二弟子赞、序所作的后记刻石太学，流传颇广；朱熹作《韩文考异》，也可能读到过文谠的《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表》；李若水慷慨殉国，其《忠愍集》也可能影响到朱熹。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确定哪一种可能性更大。而如果从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过程的视角进行考察，将帮助我们正确评估朱熹在“道统”一词使用上的贡献。
为了方便梳理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有必要先罗列朱熹对“道统”一词的使用，并分析其用法和涵义。朱熹共有七篇文字出现了“道统”一词，兹按时间先后节引如下：
1、《知南康榜文·又牒》:“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传道统，为世先觉。”（《朱子全书》第25册，第4582页）
2、《书濂溪光风霁月亭》：“惟先生承天畀，系道统，所以建端垂绪，启佑于我后之人。”（《朱子全书》第24册，第3984页）
3、《答陆子静》：“子贡虽未得承道统，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后。”（《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76页）
4、《中庸章句序》:“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又云：“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又云：“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73、3674、3675页）
5、《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述潘焘来书云：“乃更辟堂东一室，特祀先生，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同上，第3803页）
6、《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同上，第4050页）
7、《答曾景建》其一：“圣贤道统正传见于经传者，初无一言之及此乎？”（《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74页）
此外，《朱子语类》又记朱熹云：“今人只见曾子唯一贯之旨，遂得道统之传。”又云：“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黎靖德编，第241、435页）
综观朱熹所使用的“道统”一词，其最显著的意义就是道之正统、道之正宗。“道统”之“统”，就是正统、正宗之意，清人熊赐履《学统》即说：“统者，即正宗之谓，亦犹所为真谛之说也。”（熊赐履，第17页）这就无怪乎钱大昕会将“道统”一词追溯到李元纲《传道正统图》。总之，朱熹和后世所习用的“道统”一词，最基本的涵义就是道之正统、正宗，所以“道统”一词多英译为Orthodoxy。然而，翻检各种辞书和学术工具书对“道统”的解释，却基本上都没有强调这一涵义，反而主要是以传道系统、传道系谱来解释的，如《朱子百题》中的“何谓道统”条，仍然开篇即说：“儒家心法的圣圣传授，其谱系就构成道统。”（肖铮，第47页）有学者还专门批评过这种理解。（参见赖区平，第64页）
道之正统主要是就共时性而言，但“道统”实际上又必然是历时性传承的，所以“道统”又有道之传统、传道系统之意。张东荪即曾认为“道统”比“传统”更适合翻译Tradition一词。（参见张东荪，第86页）钱穆也曾说“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钱穆，第94页）牟宗三则说“西方道统在基督教”，中西有着各自的“道统”。（参见牟宗三，第51、58页）钱钟书曾指出，政治上的正统论、思想上的道统论、文学上的文统论，其“统”都有两重意义：“一统和传统。换句话说，天下只此一家，古今相传一脉。”所以各种各样的正统，其实也都“包括横向和纵向的两个内容”。（参见王水照，第259页）道统自然也是兼具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向度的。而那些儒家道统的承担者，则是处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交汇点上的关键人物，正如黄榦《朱熹行状》所说，只有那些既能“任传道之责”（历时性传承），又能“得统之正”（共时性正统）的贤哲，才是道统的承递者。（参见黄榦，第428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通常会将儒家道统论的起源追溯到韩愈《原道》或者《孟子》，甚至更早。因为尽管其时或许尚未出现“道统”一词，但韩愈、孟子兼具横向正统性和历时传统性的论述，与后世对于儒家道统论的理解是一致的。所以，尽管“道统”并不等同于传道系统、传道系谱，但传道系统却始终是“道统”的必然内涵，也是“道统”最直观的呈现方式。此外，由于“道统”是由某些贤哲来传承的，所以“道统”一词在使用时通常都有着“具象化”的特征，如“传道统”“系道统”之类。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道统”虽然由某些贤哲来传承，但它并不是个人化的，也不是学派化的，而是公共的、普遍的、恒在的，可以说道统的个人属性只是其公共属性的具体化。
以往学者有时将朱熹之前出现的“道统”一词的含义直接默认为儒家道统观念，因而作出一些推论或阐释。然而，“道统”作为一个新的思想词汇出现，与“道统”被用以明确指称儒家道统观念，两者之间是有可能存在时差的。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道统”一词出现和流行之前，儒家道统观念可能早就已经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唐宋“道统”一词开始出现和流行，但其词义却未必就一定是在表述儒家道统观念。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唐宋人使用“道统”一词的不同语境，才能准确把握他们使用“道统”一词的具体所指，才能准确跟踪唐宋“道统”概念的演进。
盖畅《道统》内容已佚，其“道统”一词的涵义不得而知。中唐李翰《尉迟长史草堂记》云：“非道统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兹室。”（见李昉，第4368页）这里的“道统名儒”并不是指道统中的名儒，文中“道统名儒”与“素琴香茗”相对，而“素琴”和“香茗”是为并列的两物，那么“道统”和“名儒”也应是分指两类不同的人物。因此，这里的“道统”应是指与“名儒”相对的“道人”中的统领、领袖。“道人”可指道士或僧侣，北魏还曾设立过“道人统”以统理僧务。李翰是李华宗子，而李华与佛教尤其是天台宗、禅宗牛头宗的关系相当密切。（参见陈曙雯，第162-165页）李翰大概也与佛教有一定关联。总之，李翰所说的“道统”应是指道人之统领、领袖，较大可能是指佛教高僧。李翰这种用法似为仅见，对后世也没有多少影响。南宋末吕太古《道门通教必用集·职佐篇》说“周公为紫微都护，太公为紫府道统”。（《道藏》第32册，第29页）这里的“道统”是与“都护”相对应的天官，也是统领之意，其用法倒与李翰有些许相似。
张庭坚《念哉圣谟洋洋》一文是宋人行用“道统”一词的滥觞，但其涵义仍与儒家道统观念差别很大。文云：“成汤肇商之业，其垂言贻训于后人，固未尝不灿日星而铿金石也。自其从谏检身，则有创业之谟训在焉；自其三风十愆，则有垂统之谟训在焉。太甲嗣有令绪，其道统之遗音可想矣，而所以未忘其音者，则又在太甲念不念间耳。”（《经义模范》，第87页）此所谓“道统”，实即商汤创业所垂之统，主要是指其开创的王朝统绪。因此，张庭坚所使用的“道统”，主要是指有道之统绪、王道之统、王朝的王统。其后，刘才邵、李若水都延续并发展了张庭坚的用法。刘才邵《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云：“治之、教之之功，天不能以自为，必付之帝王。……唐、虞、三代之盛，见于《诗》《书》之所传，率由此道。其后去圣既远，无所折衷，异论肆行，而道统益微。”（见黄淮、杨士奇，第1518页）与张庭坚所用的“道统”仅指某一个朝代的王统不同，刘才邵所说的“道统”则是跨朝代的。李若水《上何右丞书》以“皇纲”与“道统”为互文，其间写道：“（宋太祖）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绝。”（李若水，第215页）又进一步将“道统”的用法具象化，并明确以某个人物（宋太祖）来传承。这种以“道统”指称王统的用法，直到宋孝宗时期乃至南宋末都仍有数例。文谠《进详注昌黎先生文表》说宋孝宗“躬道统以中兴”。（见王俦，第8页）范成大说“汉唐之君功业固有之，道统则无传焉”。（见王瑞来，2020年，第913页）其《丙午东宫寿诗》“道统家传正，炎图国本强”之句。（范成大，第379页）范处义《诗补传》“历观古之帝王道统之传”云云。（范处义，第26页）黄度《尚书说》：“工官、赤刀，王迹所起；大训、河图，帝王道统所传。”（黄度，第585页）唐士耻《元祐迩英阁仁宗皇帝御书赞》说宋太祖到宋哲宗“道统一传，若合符节”。（唐士耻,第557页）都是以“道统”指称王道之统、王统，并且有时还明确地指某些当朝皇帝之统。
这种以“道统”为王道之统、王统的用法，是宋人行用“道统”一词的初始意。这种用法既受到儒家道统论的影响，但又不太相同。王道是儒家之道的核心内容之一，早期的圣王都是集王道之统和儒道之统于一身的，所以王统和道统在早期历史叙述中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但周公而后，王统和道统分离，再未统一。在唐宋时期繁多的道统论述中，尽管侧重于政治的王道既是道统传承的起点，也是道统的终极目标，但就整个道统论述模式来看，其重点乃在于思想性的道学传承，通常不会涉及具体的王统，尤其不会将后世帝王纳入道统论述中。吕祖谦《东莱书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文云：“道统已在文、武，武王所以谓我不知其彝伦攸叙者，武王灼然见得圣学无穷处。”（见黄伦，第453页）虽然文、武都是集王统和道统于一身的圣王，但是吕祖谦侧重的并不是其“帝王道统”的一面，而是其“见得圣学”的一面。因此，在上文所举的那些以“道统”指称王道之统的例子中，我们虽然可以明显地看到儒家道统论的影响，但其内容乃是侧重于政治性的王道甚至某些具体帝王的王统，所以这种“道统”概念只能说是与儒家道统论有关，但不能等同于儒家道统论。
在李侗《豫章罗先生墓志铭》中，“道统”的涵义发生了革命性转变，指的是儒道之统，反映的就是儒家道统观念。并且，李侗所用的“道统”一词，不仅有儒道正统的共时性向度，其中“继往开来”云云，也明显可以见出“道统”历时性传统的向度。此外，李若水开始将“道统”的用法具象化，而在儒家道统论中，由于道统通常都是由某些贤哲来传承的，所以李侗一旦开始使用“道统”来指称儒道之统，那么“道统”一词的用法就必然有着具象化的特征，《墓志铭》说罗从彦“以担荷道统为己任”，有“肩任道统之意”，《行状》也说罗从彦“慨然身任道统”，就都将“道统”具象化，从而使得个人（罗从彦）可以承担“道”之任。由此，后来“道统”概念中的几重涵义和特征：“道”是儒家之道、共时性正统、历时性传统、具象化用法、兼具个人化属性和公共化属性，在李侗的“道统”用法中都已经具备了，只不过他还没有道统系谱的表述。其后，陈概致书张栻所云：“欲请足下……将前所举十四圣人概为作传，系以道统之传，而以国朝濂溪、河南、横渠诸先生附焉。”（《张栻集》，第1228页）则开始明确地将儒道传承系谱纳入“道统”意涵之中。
在南宋，以“道统”为王道之统、王统的用法逐渐式微，而指称儒家道统观念的“道统”用法越发流行。绍兴时期，秦桧《后记》、李流谦《上张和公书》也都是以“道统”指称儒道之统。到宋孝宗时期及稍后，前文考述过的林光朝、杨万里、吕祖谦、邵浩、赵烨、郑良臣、刘穆元、陈造、陈亮、叶适等等例子，以及朱熹的用法，都明显是以“道统”指儒道之统。宋理宗作《道统十三赞》，则几乎是以皇帝的身份确认了“道统”的这种用法。由此，“道统”最终成为了一个概括自韩愈以来广泛流行的儒家道统论的极为简洁有力的词汇。或者可以认为，“道统”一词是儒家道统观念发展成熟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一个总结性词汇。
由上可见，朱熹只是接受了宋代“道统”一词的使用习惯。而且朱熹起初在《又牒》和《书濂溪光风霁月亭》中也只是在一般语辞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依然还没有围绕“道统”概念进行系统的理论阐释，这从两文的文体性质就可以明显地看到，二者都不是阐发性的思想理论文献。总之，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管是在朱熹还是其他士人的思想话语体系中，“道统”一词都尚未占据中心的位置。如杨万里虽然也曾两次使用“道统”一词，但他在著名的《圣徒论》中赞颂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韩愈时却并未用及。（参见辛更儒，第3377-3412页）而这本来应该是最宜使用“道统”一词的语境。
直到朱熹作《中庸章句序》，这种情况才出现了根本性的改观。以往士人在儒家道统观念意义上使用“道统”一词时，通常都仅侧重于“统”的意义，而“道”则大多笼统地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儒家之道，并未在使用“道统”一词时对道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明确界说。而另一方面，在韩愈《原道》以来的诸多儒家道统论文献中，不同的士人对于儒家道统的核心内容又时常有着不同的理解。韩愈《原道》曾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为“先王之教”。（见马其昶，第19页）但程颐批评说：“仁者固博爱，然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二程集》，第182页）程颐《明道先生墓表》也是影响很大的道统论文献，该《表》以韩愈《原道》对“其事行”和“其说长”的历史阶段划分为基础，区分了“圣人之道”和“圣人之学”（同上，第640页），认为“圣人之学”即“圣人之道”之学，即所谓道学。然而，“道”和“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如何区分“道”和“学”？《墓表》却未详说。朱熹《中庸章句序》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序》云：“‘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朱子全书》第24册，第3673-3674页）在他看来，尧舜相传之要就在于“执中”，而“中道”就是儒道的核心。其后，虞舜所增的人心、道心之别和惟精惟一之教，实际上都是为了实现执中而必须的为学工夫。朱熹《中庸章句序》对“十六字心传”的具体解释是以二程为基础的，但其理论起点却与二程不同。程颐说：“‘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专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执厥中’。中是极至处。”（《二程集》，第256页）则是以心性、精一为理论起点的，认为执中乃是其实践结果而已。朱熹却是以执中为起点的，为了确保能执中，所以才需要心性、精一的工夫。后来子思《中庸》和孟子为了保证执中之学能够流传，又更加详细地作了进一步的申论和解释。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圣人之道”就是中道，而“执中”就是为政的最高境界，由虞舜、子思、孟子所增详的其它内容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圣人之学”，即“道学”。朱熹通过对“十六字心传”的分解和诠释，不仅厘清了“道”和“学”的内容与区别，而且系统地将心性论这样的理学命题和现实政治关怀一并融入理学的道统论述中，从而成为了儒家道统论的典范性论述。而“道统”一词，也由此真正走向了儒学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可以说正是在朱熹《中庸章句序》这里，“道统”一词才与理学道统论实现了完全的融合。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道统”的原本词意是“道之统”，只是学者通常会将“道”等同为儒道。不过，那些并不独尊儒家的学者，就未必会将“道之统”等同于儒道之统。如黄成孙《送赵使君序》就写道：“家君子尝以所得，著《论语解》十卷，孔子、曾子、孟子授受之要，傥在于是。而资州盘薄四明山下，尽发庄子妙处，为后学指南。其继自今道统出于一者，当自二老始。”（《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第559页）此“道统”显然就是“道之统”的本义，并不专指儒道之统。佛教、道教移用“道统”一词，显然也是在“道之统”本意的基础上来转换使用的。
“道统”一词是对韩愈以来儒家道统观念的极好总结，这种“道统”用法逐渐取代了道人统领、王道之统等其它用法。最早使用“道统”一词的并非朱熹，更不是其《中庸章句序》，在朱熹开始使用“道统”一词的淳熙时期，“道统”一词正在日渐流行。朱熹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道统”一词的流行，并且在《中庸章句序》中围绕“道统”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发挥，有机地将理学的心性论和政治关怀融合在理学道统论说中，“道统”概念也由此走向了儒学话语体系的中心位置。此后，以“道统”为题的文献迅速增加，如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宋理宗《道统十三赞》、车若水《道统录》、文及翁提到的《道统图》、吴澄《道统图》等等，此外还有诸如陈淳《师友渊源》、程源《道学正统图》、赵复《传道图》这样与“道统”相关的文献大量出现。明清时期，此类文献更是蔚为大观。
此外，应该注意的是，“道统”之“统”，并不仅仅具有正统、正宗之意，也有传统、系统之意，这两个向度或因语境不同而有所轻重，但始终是必然伴随、无法分离的。就正统的意义上看，道统有着共时性的正统、正宗、排他性、唯一性的一面；就传统的意义上看，道统有着历时性的传统、系统、开放性、包容性的一面。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对于道的限定越宽泛，道统的承担者就越多（甚至扩大到学派、士阶层乃至整个国族），包容性就越强，其历时性传承也会更加具有连续性；反之，对于道的限定越严格越狭隘，则道统的承担者就必然越少，排他性就必然增强，其历时性传承也将因此呈现出频繁而剧烈的断裂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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