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0日晚，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一百八十九讲“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演进：从‘文学复兴’到‘科学复兴’”在博雅书院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博雅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重庆大学中文系承办，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朱军主讲。讲座由重庆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肖馨瑶主持，吸引数十名校内外师生参与。

讲座伊始，朱军教授指出“中国文艺复兴”概念的深厚历史渊源。他强调，探讨中国文艺复兴话语并非新题，近百年来，中国学者不断借助西方的文化复兴思想，深入探究本国的思想、文学与艺术。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也是中国科学史、哲学史的探索过程，这一历程绝非简单的西学东渐，而是中西文明跨越时空的共振。

朱军教授首先明确提出中国文艺复兴的三部曲：文学复兴、哲学复兴和学术复兴。唐宋时期是中国文学复兴的起点。彼时的诗词突破了宫廷文学桎梏，转向民间生活，展现出蓬勃的文化生命力。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以“文以载道”为口号，反对骈文之浮华，主张以文学反映现实，有力地推动了文风变革。同时，佛教的本土化催生了禅宗思想，慧能提出的“顿悟”说打破了印度佛教的苦行传统，强调“平常心是道”，禅宗语录使用白话，成为了后世白话文运动的源头之一。正如胡适所言，唐宋文学革命与五四白话文运动存在相似性，均以“作诗如说话”的实践打破传统束缚，开创了文化新风气。

哲学复兴以宋明理学为标志。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家融合了佛道思想，建立起“格物致知”的学说。朱军教授强调，理学复兴并非简单复古，而是“以复古为解放”，将先秦儒家的人文理性与禅宗的心性论结合，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理学思想为后世的科学精神埋下了种子，如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中蕴含着科学方法论的雏形，王阳明“心即理”说则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宋明理学虽未催生欧洲式的科学革命，但其对普遍规律的追求成为后世科学探索的思想先声。

学术复兴始自清代朴学。顾炎武、戴震等学者推崇考据和训诂，以纠正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强调“实事求是”。朱军教授认为，考据学除了对汉学传统的回归之外，还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推动了学术的实证化，为近代科学的引入提供了思想准备。朱军教授进一步比较了17世纪中西学术成就，指出二者研究范式不同：西方科学依赖实验工具（如伽利略的望远镜），中国考据学则侧重文献实证。但二者都蕴含着科学精神。总之，清代考据学为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科学接轨提供了思想准备，但其聚焦人文领域的特点，与西方自然科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王学之兴作为中国文艺复兴的另一个高峰，对清代学术的文化转向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中国走向科学复兴。王阳明对“格物”提出新解“致良知”，借助禅宗思想反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王学的兴起催生出一批展现个体情感与自由追求的明清戏曲作品（如《牡丹亭》），为个人意识的觉醒提供了土壤。至清代，戴震兼采汉学考据与宋学格物，将科学精神用于哲学研究；同时继承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即物穷理”的科学目标，其学术成就集清学复兴的双重遗产于一身。

最后，朱军教授追溯了汉学和宋学在古代的传承脉络和近现代的演变路径，以胡适的《水经注》研究为例说明近代学人对中西方法论结合的探索。朱军教授强调，中国文艺复兴话语为全球文明史提供了新视角，以跨文明比较方法突破了传统的西方中心论。“即物穷理”和“实事求是”在文学、哲学、科学等领域皆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当代学术发展、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互动环节中，在场师生积极提问，就建国后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延续、如何更公正地看待反古文思潮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朱军教授做出了精彩的回答。他指出，中国文艺复兴话语在抗战时期达到高峰，近年的国内研究也逐渐复苏；古文运动的“载道”传统与白话文运动的“理性”存在张力，但二者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平民化转向。

讲座最后，肖馨瑶副教授总结道，朱军教授对中国文艺复兴话语的考察深入而细致，打破了传统西方中心论下的文艺复兴叙事，揭示了中国现代性之构建的复杂脉络。中文系主任金浪教授指出，朱军教授的研究对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文艺复兴传统意义重大。

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朱军教授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带领听众穿梭于历史长河，细致探究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演进脉络，不仅为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在近代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而且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未来发展注入了返本开新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