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6日晚，“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学术集群举办了本学期第一次读书会，师生们就《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一书展开了工业、社会、文学的相关讨论。博士生冀恒达进行了领读和导言，本书译者张伊铭博士候选人也“回到了”博雅书院（张伊铭为博雅学院首届本科生），与本集群师生就去工业化、阶级、自我民族志与反叙事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美] 克里斯蒂娜·J.沃利：《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
读书会伊始，冀恒达结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相关研究，对后工业的概念进行了简单说明。机器技术向知识技术转变、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变等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特征。80年代美国主流叙事认为美国的未来在于以知识和服务为基础的金融经济，因此他们将后工业社会视作比工业社会更先进的发展阶段。受此观念影响，去工业化被视作进化和转型的必要过程，制造业的衰落与工人的失业则是新经济出现的必要短期成本。为更好理解美国去工业化历史进程及沃利的创作动因，冀恒达补充了罗斯福新政、冷战时期美国钢铁工业崛起、日德钢铁技术革新、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等背景性资料。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冀恒达认为美国的进化转型叙事与工业衰落叙事都只从政策、市场等宏观角度概括了去工业化进程，而《无地可依》的突破性在于沃利书写了家族四代人在芝加哥东南部的真实经验，反思了个人叙事同主流叙事之间的暗合与张力。书中沃利以自我民族志的形式，结合其独特的阶级视角，帮助读者重新理解了诸如美国去工业化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美国阶级跨越中潜藏的文化矛盾、生态污染展现的阶级物质性等多重问题。阅读过程中，读者既能感受到沃利身为普通下岗工人女儿的无助与心酸，又能体察到其作为人类学家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刻思考。
此外，结合50-7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历史经验，冀恒达进一步指出与美国对阶级的漠视不同，彼时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及文艺创作致力于明确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树立工人阶级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调动工人阶级的使命与责任感。因而90年代国企下岗潮中的中国失业工人，不仅面临与美国工人同样的经济、生存困境，还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念、理想危机，这使中国失业工人产生了更为沉重的“无地可依”感。同时冀恒达补充尽管中国可以与美国的苦难共鸣，但就具体的去工业化问题而言，正是中国抓住了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生产方式变革等重大发展机遇，中国才能实现制造业的飞速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大国。
冀恒达导读结束后，谢珊珊、童博轩、韩笑等分享了他们或相同或不同于沃利的相关工厂经验。随后，师生们就导读和分享中延伸出来的阶级、自我民族志、叙事等问题，和译者张伊铭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余昕认为作者沃利是在抗争和质疑主流叙事的过程中，用自己的经验和主流叙事对话来完成书写的，其中的切入点正是沃利在其向上流动过程中经历的困惑，沃利通过自身经验质疑的是一种按照“阶级”组织的叙事方式。美国去工业化后，其媒介与社会主流就有一套说法，这套说法使得沃利的父亲一辈在某个阶段失语了，即当我们把一种说法相对完成内化时，其实也忘记了自身的经验和表述的呈现。沃利恰恰不使用阶级的架构，而是使用“反阶级”去理解，通过痛楚去反思，去呈现经验的复杂性，以避免历史变成外来者的观点，变成被表述的材料，从而保留了鲜活宝贵的经验。
李广益老师对于“反阶级”一说持保留态度，他认为沃利通过抽象自己的经验（记忆、经验、访谈）形成一个范畴（阶级），并据此理解工业社会。在沃利看来，传统单纯依靠社会经济地位来界定阶级的方式是比较教条和粗暴的，沃利认为阶级与文化、种族、生活经验等息息相关，背后有政治哲学的内涵，要理解文化的处境，才能发动阶级，重塑阶级概念。换句话说，“反阶级”要看反的是什么“阶级”，针对通行于美国的用性别、种族身份去区分彼此的做法，沃利尝试运用阶级去重新理解你我的关系。
孙旭同意阶级是受经验等多种情况所影响的，阶级背后是政治与经济等问题。解决美国两党间引发的割裂，不再被蕴含政治动员的身份话语操弄着区隔彼此，这是本书通过重提阶级问题反思主流叙事的现实意义。他接着指出，本书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围绕着工厂、环境与职业病等问题的探讨时，提醒读者关注地方怎么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人们怎么形成公害的意识，而这些行为又如何进一步影响甚至决定政策和经济走向；也展现了围绕环境保护的一系列争论可能并不关乎环境本身，而是转化成了政治或经济资源。另外孙旭认为，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在于通过参与观察等田野工作积累的见闻材料和经验，将自我悬置，从不同人的角度、立场展示事件的经过及其意义，从而发掘作者个人意识外的复杂性。这体现在沃利对整体观和总体观的秉持，一方面他着力刻画工人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生活诸多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他也凸显工业工厂生活中“阶级”具有的牵引其他诸方面的突出意义。
[美] 加布里埃尔·维南特：《钢的城》
张伊铭再次阐述了本书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她认为沃利在其中同时作为局内和局外人，借助学科工具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从而对沃利自身达到了疗愈的效果。沃利通过回忆、访谈、纪录片、历史档案等丰富的材料重新理解了自己、家人与地方的过去。从曾祖父藏起来的回忆录，父亲反抗主流叙事，到自己阶级跃升后的痛苦，沃利运用四代人的经验完成了她的反叙事。很多时候反叙事是难以完成的，这是因为话语权威对阶级不平等的遮蔽导致了普通人的失语，而这种失语同时又加深和强化了权威叙事。最后伊铭质疑：去工业化是历史的必然吗？伊铭指出沃利的态度是否定的。她在书中论述去工业化是政治与商业精英共谋下的主动选择；而新经济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扩大了上层阶级的利益。针对很多人共情的阶级跃升，张伊铭注意到在历史过程中，不同人以各种方式或主动或被动地实现阶级跨越。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阶级的上升感到割裂而有的人不会，或许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刘安琪认为此书更多围绕工厂外部生活而非内部生产，表明作者经验的有限性。无论是美国“锈带”还是东北工业叙事，刘安琪认为其内在的“父一代”与“子一代”的结构性关系是共通的，即社会转型阴影下的父辈失语与子辈强烈的叙事冲动，这种父—子结构其实是历史创伤的隔代回响，它不仅指向救赎和疗愈，也是经验的重新整理和理解当下问题的一种途径。就历史创伤的隔代回响，余昕认为沃利的较劲不是来自他父辈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沃利回答的是自己的创伤，同时因为自己的经验有重心倾向，以至于不能全面的呈现工厂生活。
电视剧《漫长的季节》
接着，黄艺宸、谢恺晴、杨文君、杨雅丽、胡晨悦、冀恒达等对阶级问题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杨文君重点就第三章阶级上流进行了再探讨。教育为阶级流动提供了重要平台，教育的核心驱动即个人的不懈努力也加强了阶级流动的趋势。但是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不均等的，所以靠教育实现阶级流动也进一步缩小了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通道。对于通过教育实现阶级跃升的人群，他们的身份认同和思维状况是需要被关注的。胡晨悦对历史和真实、理论与经验的问题进行了再探讨。她认为在理论不断增值、话语不断膨胀的时代，个体生命被各种理论所解读，以致个体无法描述周遭的人与事，宏大的叙述又将个体之间进行区隔，彼此与彼此间再度形成了隔膜。对此李广益指出我们应该以共情的方式打开这本书，一种是经验的积累，一种是学术的训练。学者能不能理解经验，并用易懂的话语来表述自己的思考是至关重要的。外国语学院的辜向东也就此问题结合自己的经验指出越亲近的经验，我们越难去表述，这就要求我们要多看与多行，要把写与行结合起来去理解这个广阔的世界。
最后李广益对此次读书会进行了总结。基于中国漫长的社会主义前史等因素，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经验与美国经验等同。更重要的是，借鉴沃利对主流叙事的不断质疑，我们应该去思考去工业化、“大下岗”等一系列事件是真的不可避免的吗？或者其具体的做法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吗？在市场法则下建构的话语体系，是适配于这个结构而存在的东西，但是这种话语体系无法有效对接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无法对其进行合理解释，这是美国人自己给自己挖的坑。功成名就的沃利仍然意难平，仍然在探索如何给过去的生活经验进行合情合理的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遭受惨痛冲击的人们，似乎已经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后代也可能有比较好的发展，但由于对曾经的经验并没有一个好的解释，这一代人甚至是他们的子女还是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之中。反观中国，工业生产和工厂社群同样非常普遍，它的转变在80、90年代带来的冲击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从前工人阶级是光荣的劳动者，工厂培育了社会主义集体文化。彼时工厂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甚至是人全部的人生意义和价值所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搁置或者相对化理论上的解释，重新去理解和讲述那段历史中真正的人，他们真正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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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撰稿：罗业欣
责任编辑：不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