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6日晚六点半，成渝双城系列读书会第四期“从阿来看多元交叉的地方—世界与命运共同体”读书会，以“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那里：生灵草木的‘理想国’与‘青藏高原’”为主题，展开了对阿来《草木的理想国 : 成都物候记》的阅读与探讨。

本次读书会由重庆大学高研院策划，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邀请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李如东老师，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黄子逸博士，中国科学院的陈力博士和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杨博进行共同研读。

阿来 /《花重锦官城·成都物候记》/ 成都时代出版社2018年版

本次读书会分为嘉宾分享和自由讨论两个环节。

会议伊始，李如东老师分享了《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书中的核心内容。李老师对传教士在中国的知识活动经行了梳理，分为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晚清民国初期的基督新教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以及传教士在西南的知识活动三个部分。首先，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末清初与晚清民国的传教士的知识活动呈现出从上层路线至下层路线的转变，其所传播的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影响范围也从中国知识分子触及到普通大众；从城市与乡村进入到山野之地。其次，传教士在西南的博物活动依托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层级化网络。部分传教士和植物采集者将华西的植物园区称之为“华西天堂”，山林野地誉为“植物猎人”的伊甸园。李如东老师认为，此称呼将植物与宗教直接关联起来，是宗教视角下的地景感知。部分传教士走进西南地区自然环境，采用文化相对主义的方式来理解人文阶序下的“当地知识”，这也促使他们调整了传教策略和研究方向，体现了其对西南地区的认知从人文到自然，再到人文的转变过程。

李如东/《地方知识与自然阶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第二位嘉宾，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的黄子逸博士以北京植物园的景观和实践为例，分析了作为理性与情感杂糅的地景。现代植物园以自然科学作为基底，可以从中窥见自然和人文两种意识形态的递进。他以北京植物园印度总理尼赫鲁赠与的“菩提树”、花匠溥仪两个实例，论述自然法是如何注入到国家与民族中。他提出，拉图尔的“杂合体”（hybrid）在理解现代中国情况时更为复杂。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构成了旧有“杂合体”的存留。另一方面，对现代知识的转译与纯化构成了“新增杂合体”。他指出，“杂合体”意识形态网络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对前现代的延续，以及向后现代的发展。

（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 刘鹏，安涅思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

第三位嘉宾，中国科学院的陈力博士以植物科学的视角从四个方面回应了本期讨论主题：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那里。首先，他介绍了地球生命发展的历程，以自养为代表的植物类群出现较早，并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水生到陆生的演化过程；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为其他生物提供必要的氧气，在地球生命的演化历程（生命大爆发、陆生生物的出现、爬行动物统治地球、哺乳动物的兴起和走向现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植物分类学对如何认识植物的多样性进行了解答。史前-1753年，博物学基于宏观形态学，将相似的植物放在一起将不同的植物分离开来，进行朴素而实用性地分门别类；1753年-1859年，林奈首创双名命名法，形成“性系统分类”；1859年-1990年，这期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植物分类学进入自然分类时期；1900年至今，从人为系统发育分类系统到依据分子生物学的现代系统发育分类系统，更进一步明确了物种间的亲缘关系，形成了最新的APG IV和PPA II分类系统。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依据“国际植物命名法规”采用的分类等级：界门纲目科属种，辨析了梅（蔷薇科）与蜡梅（蜡梅科）、海棠（蔷薇科）与秋海棠（秋海棠科）分属不同的科；植物的命名也有讲究，一种植物有且只有一个合法的学名，由拉丁语书写，以此避免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除了学名以外的拉丁名为异名、不同文化下的名字为俗名，比如阿来在《成都物候记》中谈到的腊梅与蜡梅，都是指Chimonanthus praecox (L.) Link。接着，他介绍了植物的自然分布与扩散，植物物种在自然界的分布是以种群（居群）的方式存在，由个体组成种群，不同的种群进而形成群落、植被，不同的群落与其他非生命要素再形成生态系统，因此植物的自然分布受生命演化史、大陆漂移、气候变化、繁殖与扩散、引种与驯化、殖民与贸易、外来物种入侵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植物可以通过风力传播、水流传播、弹/喷射传播、鸟类传播、昆虫传播、动物体表传播、二次传播等方式进行繁殖与扩散；进入人类世以来，人为传播极大地促进了植物的繁殖与扩散（当然也带来了物种的灭绝）。阿来笔下的早樱和桃在扩散与繁殖中的人为传播因素程度很大，在农耕文明未出现的采集和狩猎时代，人类通过采集、驯化和利用植物发展了农耕文明，果实在农耕收获-播种-收获中不断被传播。最后，他重点介绍了人类世如何推动植物的迁移。第一是种植中对植物的引种与驯化，第二是经济植物在殖民与贸易中实现跨洲际传播，第三是人为引入的外来物种，以及带来的植物入侵等生态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对外来物种进行了深入研究，梳理编写了《中国外来入侵植物志》，可为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指导意见。

第四位嘉宾，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的杨博博士回顾了民族植物学史。1831年，瑞士植物学家Augustin Pyramus de Candolle提出“应用植物学”，基于人种学、考古学和植物学的交叉，研究人类对植物的使用。1895年，美国植物学家John Willian Harshberger提出“民族植物学”。随后，民族植物学与其他新兴学科开始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例如民族生物学、民族动物学、民族真菌学、民族土壤学等。1954年，Harold Conklin首次提出“民族生态学”，他通过考察菲律宾哈怒诺人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学分类的等级本质是基于人类大脑的认知(cognition)体系，对人类的有关自然概念的真实洞察超越了之前民族生物学家单纯的记录原住民对生物的使用。20世纪上半叶和中叶，民族植物学研究逐渐分野成两个维度:一是经济植物学维度，二是传统人类学维度。1980s后，伴随着国际范围内国际化全球化进程，民族植物学逐渐弥合两种分野，延伸出三大研究人和环境关系的学科：符号生态学、历史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

杨博博士指出，当下民族植物学研究仍然聚焦于“local”与“knowledge”，提出七个以本体论为基础的新方向，包含后林奈科学分类学与当地民俗分类学、科学自然史与本土自然史、博物馆实践与活态实践、植物运动与知识离散和分裂、分类学和系统发生学与生态范式、植物不同功能的在不同情境下的偶然性比较等。他以芦荟为例，从拉美、古埃及、人体、医疗四个角度切入进行了芦荟粘液的治愈功能在不同情境下的偶然性比较。

在四位嘉宾分享结束后，读书会进入自由讨论环节。王瑞静老师提出没有相关植物知识储备的读者应该怎么来阅读阿来的这个文本的疑问。杨博博士、黄子逸博士、李东老师和陈力博士结合研究经历和阿来对成都植物的理解出发，表示进入植物世界的关键在于抓住自己与植物世界的联系，如记录生活中的植物、博物观察感知植物等。代启福老师就文化景观是否存在文明与野蛮的矛盾性与李老师展开讨论。武汉大学的邓小燕老师与重庆大学的宋玉老师对阿来在病中体验自然的成书过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成都物候记》作为西方博物视角下带有中国传统文人色彩的作品，在“紫荆”、“百日红”等地方性民俗知识的处理方面有一定提升空间。

代启福老师总结了各位老师的发言，也分享了自己从阅读中得到的启发。他分析了进入四川研究的四个路径，第一是人类学角度，施坚雅(Skinner)提出中国社会的“基层市场理论”；第二是新文化史的角度，王迪“显微镜”式的城市史公共空间研究；第三是文学路径，代表作家有巴金，沙汀，李劼人等；第四是李如东老师分享的华西植物学与博物学的角度。除此之外他关注到，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却有着三个小的转向:第一个转向，它关注和记录的对象不只是人、建筑和环境，而是草木。以草木为研究中心，将其转化为一种多物种共生的“自然史”的书写，还将草木与哪些死去的传统文人对草木的诗赋建立起广义上的“亲缘关系”，将草木视为一个“移动的行动者”，立足一个重长的历史视野和重广泛的区域社会来讨论野生与驯化、本土与外来、乡村草木与城市草木、人类和非人类的勾连，以及与城市人文历史记忆。第二，阿来反结构的书写，是以“身体的病态”反思“文化的病灶”。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书写一些植物就会被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阿来认为:“正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文化的病灶所造。”第三，阿来采取了以图文打开的双重叙事，表达对草木情动的转向，呈现“物的回归”。文字对于阿来来说比较感性的，是物质性的，而图像相对比较客观和理性，是一种精神性和文化上的东西，这种非物质性的东西不一定需要通过身体与物触碰的方式，但却是用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读书会在晚上十点半结束。本次读书会延续了之前读书会的嘉宾分享和讨论模式，并根据学生的课业调整减去了辅助文献导读环节，本次读书会在师生对谈及嘉宾对谈上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系列读书会将继续在“成渝地区双城文学文化圈”建设上做出重要探索。

撰稿人：白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