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5日，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230讲暨四十二史科幻人文系列讲座第20讲在博雅书院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主办，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重庆大学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研究中心承办，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陈涛教授主讲，以“从‘远读’到‘遥观’：数字人文与电影形式研究”为题，对计量电影学这一新兴的数字人文研究方向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讲座由重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洋主持，吸引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陈涛教授回顾了自身由城市电影转向数字电影的研究历程，介绍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陈涛教授简单介绍了自己在数字电影方面所做的三个主要方向：特效美学、AIGC、数字人文，由此引入讲座的内容——借助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说明如何用计量的方法运用分析工具，来思考中国电影一直以来所讨论的问题。

陈涛教授首先介绍了数字人文的研究现状，强调了在面对海量文本和图像时，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的重要性，由此引入从文字方面的“远读”到视觉方面的“遥观”概念。陈涛教授探讨了“遥观”电影研究较多涉及的平均镜头时长、电影风格、剪辑率、色彩等领域，并讨论了电影数字人文研究困难的原因：一是媒介特征方面，电影是多媒体、合成型的，设计一系列元素，数据形式多样复杂，而大多可视化软件难以提取分析；二是传播方向上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等方面的即时性也导致相关数据难以及时捕捉更新；三是数据库建设的欠缺，相关资料也不够专门化。针对自己所感兴趣的形式研究，陈涛教授也介绍了一系列丰富的软件，并介绍了可以通过远读研究的问题。

接下来，陈涛教授以“超越代际”为题，以计量电影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国当代电影的代际话语。中国当代电影史的代际话语呈现为主观的美学风格对于客观社会差异的遵循，如果想要使得电影史从社会史、政治史中脱离出来，要使得电影史从主观的历史诠释中解脱，而用客观的电影形式或数据进行解释。从这个角度来说，计量电影学为电影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由此，陈涛教授提出问题：当代电影的形式元素如何变化，这些变化如何与政治、文化语境相勾连，导演群体的代际区分是否得到电影形式数据的支持，同一代导演与不同代导演间何者差异更大？

陈涛教授以国外研究为例，介绍了平均镜头时长的变化情况与原因，并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12位导演的相关数据，得出了中国大陆电影自九十年代以来剪辑维度上不断加速的结论。但如果以代际分析，剪辑率的加速与代际并没有关系，而影响平均镜头时长波动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政策。在分析对比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导演作品平均镜头时长后，陈涛教授认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电影市场化的改革过程当中，中国电影平均镜头时长降低会越来越快，快和慢的矛盾及其选择实际上超越了所有代际。

而后，陈涛教授以“数造崇高”为题，阐述了关于“十七年”期间红色经典电影英雄牺牲段落的崇高美学。陈涛教授以“崇高”的概念延伸开来，进而提出：康德所谓的数学上的“崇高”是否是超越了数学实在意义上的“不可计量”，指向一种主观的、无需比较的“未经计量”，作为美学概念的“崇高”如何从“不可计量”跳跃至“未经计量”的审美判断？

对此，陈涛教授选取了18部“十七年”时期红色经典电影，统计其中“英雄牺牲”的形式问题。在镜头表达时长方面，平均镜头时长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反映出与电影史中“十七年电影”同质化这一论述的矛盾，同时也反映了其与世界电影平均镜头时长情况的不一致。而将英雄人物与反派人物进行镜头时长差异化的处理，似乎已经初步具备了文革期间“三突出”的艺术原则：英雄人物往往占据画面中心，常使用仰拍视角，镜头时长显著长于反派或群众角色。这种“化动为静”的处理方式，将英雄瞬间定格为纪念碑式的雕塑，赋予其超越肉体的永恒感。此外，研究还指出，牺牲段落常伴随壮丽的自然山水空镜头，如高山、松柏，将个体的牺牲升华为一种与自然同构的革命浪漫主义崇高感。

在讲座的最后，陈涛教授与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强调，计量分析并非要取代传统的文本细读与人文阐释，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工具，帮助研究者发现肉眼难以察觉的宏观趋势与形式规律。针对“数据能走多远”的疑问，陈涛教授坦言，目前的计量方法主要集中在剪辑、色彩等易于量化的形式层面，而对于声音、表演、意识形态等复杂议题，技术手段仍有待突破。他鼓励年轻学者保持问题意识，将计量方法作为工具箱中的一种，服务于对电影艺术本质的探索。

撰稿 | 董行

摄影 | 陈梦蝶

审核 | 刘洋、张可心、唐杰

编辑 | 陈梦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