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8日至29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主办，历史学系和长江流域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2025年长江历史文化论坛·中国近代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A区成功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郑州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以及《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期刊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28日上午9时，研讨会如期在重庆大学主教学楼506会议室开幕。开幕式上，重庆大学高研院副院长唐杰、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副会长陈峰先后致辞。唐杰副院长热烈欢迎所有嘉宾的到来，介绍了重庆大学博雅学院和历史学系的发展沿革及未来展望，祝愿与会学者在火炉般的重庆，淬炼出深刻的思想和见解。陈峰教授简要回顾了民国时期学者的生活和研究状况，指出中国近代史学与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李政君副研究员主持，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峰教授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洪斌教授做主题发言。陈峰教授以《典范的生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延安》为题，探讨了革命政治形塑下，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新定位，指出延安史学通过改变历史知识的生产方式重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延安模式”由此创立。朱洪斌教授在《作为方法的史学史》报告中指出，中国史学史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曲折而坚韧的成长，已然取得骄人的成就和可贵的进步。而如何在传承中开拓创新，主动回应社会前进和史学实践的新课题，推动自身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学者亟需思考的学术使命。

本次研讨会开设四个分组。第一组由《史学月刊》编辑部赵广军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姜萌教授在《分工合作：民国文史研究组织形式的形成与调试》中指出，上世纪20年代现代文史研究群体积聚并组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组织精神，值得今天的高等教育及科研机构继承发扬。乐山师范学院何刚教授在《“十七年时期”报刊机制与史学生产的多重面相》中提出，通过对“十七年时期”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及相关信息的研究，可以发见出版编辑事业被纳入国家政治统一领导之下后，学术生产和学者研究受其影响呈现出的时代特点和复杂面向。厦门大学梁勇教授则在《从委绅到委员：清代重庆厘金局的运作》中探讨了清代重庆两种厘金局各自的运作、管理模式，指出这一过程有力推动了地方实力派的成长。华东师范大学王锐副教授在《法家与汉儒：略论章太炎对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剖析》中分享了章太炎对于法家的独特认识，指出章太炎重视法家打击豪强权贵的历史意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类似，具有先进性，因此这一思想的历史价值值得重新评判。中国社科院李政君副研究员则从《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与史学观念的演变》中就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兴起、特征、流变、影响，及其与自然科学化取向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五四时期史学社会科学化影响下的史学观念，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本思维模式。

第二组讨论由《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刘宇老师主持。西南大学陈安民副教授在《抗战时期翦伯赞的歇马生活及其历史记忆》中指出，翦伯赞《回忆歇马场》的原版及其改写，在探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战时生活心态与历史记忆修改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淮北师范大学武晓兵博士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与社会形态研究》中指出，五种社会形态论是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中国史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唯物史观派诸史家的历史书写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得到了充分和丰富的体现。重庆师范大学聂文华副教授在《陈寅恪序文的纪时模式与称谓意涵：以文本变迁为线索》指出，陈寅恪为他人所做序文是其表达学术思想的一种重要文体，他的每篇序文，文本变迁和刊布都能讲述一个学术故事。重庆大学郭畑副教授在《词义与所指的张力：“宋学”争议述评》中指出，学界近代以来关于“宋学”称谓的争议，反映出汉语概念在词义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张力，这与汉语象形文字特点息息相关。重庆大学董成龙副教授在《“天下本部”与“以夷制狄”——林同济的中国形成论》中指出，林同济在研究东北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在现代中国版图奠定中的贡献，同时又规避了一些研究者过分突出边疆特性的偏差，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成都师范学院王郝维博士在《抗战时期史语所与北京大学的合作》中指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与史语所之间，具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学术关联，而傅斯年作为其中的关键人物，深刻影响了二者的学术风气。

第三组研讨会由乐山师范学院何刚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乐鑫博士在《清代试史传统与清末科举改制的内在动力》中分享了对清末科举改制的新认知，指出史学在科场中地位的变化，反映出科举制度自我调适的能动性与传统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河南大学崔庆贺副教授在《重构先秦学术体系：廖平经学一变、二变时期的“诸子宗孔”论探析》中指出在廖平在经学一变、二变时期，诸子学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孔子之学的彼此地位发生了变化。而廖平与章太炎在尊孔问题上的争论，反映了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多种发展路径。苏州科技大学顾少华副教授在《重思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知识脉络》中指出鸦片战争作为区分前后历史阶段的界限，学界对其的认识不断改变，形成了一条从晚清至20世纪50年代的连续性知识脉络，其中有诸多值得重新讨论与思考的问题。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周天宇在《针锋相对：辛亥革命的两种阶级叙事》中以章开沅和张玉法为例，探讨了辛亥革命研究的两种阶级叙事，指出二者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政治立场和学术背景影响下的历史解释，实质上是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与未来道路的意识形态交锋。辽宁师范大学袁昆仑博士则分享了其论文《金毓黻的高句丽研究及其特征》的由来，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进入高句丽研究，以及接触金毓黻高句丽研究的经过。太原师范学院薛艳伟博士在《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的编纂与回响》中研究了20世纪中国方志学大师朱士嘉编纂《中国地方志综录》的过程和反响，指出其在方志目录学编纂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作用。

第四组研讨会由扬州大学王维佳副教授主持。王维佳副教授在《20世纪初“封建”概念的争论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指出“封建”概念在20世纪初期经历了讨论和流变，在此过程中，国共双方围绕“封建”概念展开的思想交锋与舆论宣传，本质上是两种政治力量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争夺，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格局与政治走向。河南大学王坚教授在《化理为史：嵇文甫对晚明思想史的建构及意义》中尝试解决了“化经为史”的过程中，以经书为载体但又超越经书的“义理”系统如何处理等问题，指出嵇文甫对晚明思想史建构的中心是发掘阳明学的价值及其蕴含着的中华文化精神，并以这些价值和精神贯通晚明思想史。郑州大学李自强博士在《苏联学者哥德斯与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指出哥德斯学说曾在苏联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具有主导地位，也激起了中国学者有意识地进行方法论的省思，着力探寻中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河南大学贺怀锴教授在《中共对“中共党史”的认识与研究》中回顾了中共党史书写的形成历程，指出这一时期中共对中共党史的学习与研究，为日后的党史研究作了基本的规范，为推动建国后党史研究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杭州师范大学任虎博士在《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价值》中国指出过去对《教程》的认识存在偏差，指出其事实上为中共提供了革命路径参考、抗战建国方案指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典范”。湖南大学王兴副教授在《高校历史学教研系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了建国初期高等学校的教研系统适应“新社会”的到来进行了调整，指出这一历史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借此讨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教研的发展。

会议圆桌会谈环节，专家学者先后进行了发言。赵广军教授指出，思想史研究中需要“用行为解释言行”，将思想史与社会结合起来；表扬了部分研究者的选题新颖，强调了问题意识提取和凝练的重要性，同时指出研讨会的学术讨论应更加激烈。朱洪斌教授认为，“知人论世”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要注意历史学家的职业理想和其他身份之间的张力；并对赵广军老师的发言进行了补充，指出研究者可以从自己的专业入手为解答普遍问题提供解释，或是在广泛的阅读中发现其他人的不足或产生自己的不同意见；强调了充分了解知识的社会性，研究围绕问题意识展开的重要性。何刚教授则指出，如果研究忽略了人的社会关系，那么研究出的史家形象将会是不完整的，因而要把精神层面的史学史放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展开、聚焦；并在此过程中注意丰富性、复杂性、便利性、精确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陈安民副教授则着重强调了重庆在民国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与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重要的地位；指出研究者需要注意求真和致用之间、碎片与通论的关系，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基点是当下，应基于当下重构过往之人的生活，并建议史学史领域的学科研讨会可以多邀请其他领域的学者共同参加。王锐副教授认为，史学史研究可以借鉴思想史的研究路径；指出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亟待增强；并提出如何处理研究者自身“当代性”的问题。

最后，会议召集人宁腾飞老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对各位与会学者在百忙之中的到来表示感谢，认为尽管前辈学者已经提出“史学社会学”的命题，但在实践层面仍有很大的不足，应进一步加强史学与社会的互动研究，并祝愿史学史研究能有高质量发展。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撰稿：庄堉

摄影：盛金晶

审核：宁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