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即生产和行政管理领域里的活力和矛盾不断对意义和价值领域提出“正当性”资源的需求，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生产的总“供货量”严重不足。这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育来解决。可以说，当代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不但关系到提高国民劳动者素质的这个“合理性”问题，更涉及到如何维系中国社会内部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乃至整个世界观结构的“正当性”问题。以经典阅读为核心和基础的人文教育，关系到人们如何用传统的、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语言、符号和价值体系去表述和理解当下的矛盾。经典阅读则是承续传统、反思传统、把传统带入到同当代生活的对话中去的最基本的路径。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下的比较时代，西方教育体制是参照系之一，在比较交流中找到自我认同，确立自己的文明。

　　全球化时代，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大学都处在一种比较状态，有多种的参照系，多重的视角。这并不是一个当代现象，而是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一道出现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段关于“比较的时代”的精彩论述，他认为，传统社会基于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难以维系，但如果现代人永远处在这样一个眼花心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是谁，今天可以被这个吸引，明天被那个吸引，那么这样的时代、文明哪怕再有“见识”和“教养”，最终也只能是一团混乱、是没有意义的。

　　顺着比较思路，应该是承认目前中国学术的落后，但并不因此而“病急乱投医”，而是致力于各种学科在中国的本地化。以“社会科学中国化”为例，第一步是“社会学在中国”；第二步是“让社会学说中国话”（像当年黑格尔发誓要让哲学说德国话，而不是拉丁文、法文或英文）；第三步才是“社会科学中国化”，它是更高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化”，而不是搞出一个“中国化学术”。

　　我每年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看博士项目申请，纽大每年能吸引全球范围内很多优秀学生。中国大陆学生每年有二三十份申请，大部分进入第二轮。但很少能进第三轮，因为除了可以量化的托福、GRE等高分外，中国学生的成绩单上，本科第一、二年多半是外语、计算机、政治思想等公共课，专业教育方面，很难看出知识、能力和方法论训练的深度。反观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则基本上都是议题具体、内容翔实的研讨班课，注重的是能力培养而不是知识灌输。联系到自己在海外培养国内教育背景的博士生的经验，逐渐意识到我们高等教育真正的短板不在研究生、博士生阶段，而在本科阶段。在全球化竞争中，我无奈地说，至少从成绩单反映出来的课程结构上看，中国学生的训练是很单薄；在能力培养上处于较大的劣势。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的核心课程以高强度的经典阅读著称，学生在废寝忘食地阅读中体会文明和文化，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我们可以在比较中反思一下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院的核心课程设置为例。哥大本科学院一年招生1000人左右，总的是四五千人的规模。每个新生都上系列的核心课程，一门是《文学人文学》，读西方文学经典，上一学年两学期，每个班不超过20人，1000人分50个班，由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开课，配备博士生助教。课程必读书有《伊利亚特》、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作品、《圣经》等等，下学期《傲慢与偏见》、《忏悔录》等。从课程表上看，《伊利亚特》读一周，《奥德赛》读两周。每学期是10到11本西方文学中的无可争议的经典，学生几乎是要废寝忘食才能完成教授的课堂讨论，通常20人一班还会分成两个小组，教授加助教的课共三次。我儿子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我看到他每一页书本上都写满注释、问题。很多学生考哥大，就是冲着这个核心课程而去。新生培训课上，从白发苍苍的校友到刚刚入学的少男少女，手里都拿着一本《伊利亚特》，像暗号，更像身份证，这是文明传承延续性的标志，也是学校的认同感和骄傲所在。

　　第二门课也是必修，叫做《当代文明基础》。几乎清一色的西方社会思想经典，但因为面临全球化压力，也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加入，比如有《古兰经》。下学期有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康德、洛克、达尔文、尼采的全本原著，也包括几篇点缀性质的黑人和女性问题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