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7月4日为《阿Q正传》英译本摄

当“旧事”成为“朝华”

——从《朝花夕拾》题名修改说起

郭春林

内容提要：鲁迅将“旧事重提”系列文字改题为“朝花夕拾”，并非仅仅出于修辞的考虑，也不是为了给“故事新编”预留题名，而是源自他到厦门、广州后遭遇的现实，源自他对这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之认识。《朝花夕拾》不是为回忆而回忆。这一修改，既包涵着鲁迅对“散文”文体的非本质化把握，更充分地体现了鲁迅借助于个人成长的经验希冀实现的情感教育意图，而这一意图在更深的层面也指向“民国的建国史”，即个人的成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之个人化的书写。

关键词：《旧事重提》；《朝花夕拾》；辛亥革命；情感教育；“民国建国史”

近年来，被指定为中学阅读书目的《朝花夕拾》，不再仅仅是语文教育关注的对象，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如吴俊的《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针对鲁迅研究中日益稀薄的审美研究，“以文论文，以文见人，以人证文，以人见事。既以文体修辞行文的解读为中心，兼以呈现作者鲁迅的生平风貌，大节主流。主要目标是在文学叙述上体会鲁迅写作的艺术技巧，在宏观面向上看清鲁迅的人生道路走向”［1］。

确实，《朝花夕拾》不应该仅仅看作回忆性散文，虽然它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2］，回忆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但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解读，《朝花夕拾》之于鲁迅的意义恐怕会遗漏很多，蕴涵在文本中的复杂而多元的情感、思想和意图也无法得到充分彰显。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同程度地对《朝花夕拾》文本生成史的忽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文本的诞生经历过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的过程，而且，无论是“旧事重提”的命名，还是重新拟定的“朝花夕拾”，均与具体情境有关，而论战性的“旧事重提”又如何统一于抒情的“朝花夕拾”，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大问题。

在我看来，《朝花夕拾》的内容，既在所叙之事的时间上指向辛亥革命的产生和失败，在所抒之情的寓意上指向鲁迅对辛亥革命所蕴涵的精神意义的认同，更在直指现实的批判性议论中或隐或显地勾勒出一个理想的现代中国图景。《朝花夕拾》呈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人史，而是历史中的个人经验和个人视野中的历史进程。

因此，本文的意图就是尽可能地重返历史现场，捕捉被遗漏的消息，重新打开近年已经被本质化为“温馨回忆”“浓郁乡愁”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世界，进而尝试寻找解读鲁迅的新的可能性。

一、“旧事重提”：“失传”的民国及其他

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最基本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1926年2月19日，鲁迅为什么要“重提”那些“旧事”，他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重提”？

在此之前差不多四个月，鲁迅完成了《彷徨》的最末一篇《离婚》，约两个多月前，写成《野草》的《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在写作《狗·猫·鼠》前六天，校毕《华盖集》，并撰《后记》，四天前他写杂感《谈皇帝》……这当然只是“重提”“旧事”的部分写作前史。过去不久的1925年，对鲁迅来说，无疑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对诞生了十四年的中华民国，对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1925年的重要性同样非比寻常。但两者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华盖集·题记》就明确写道：“……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却“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3］ 。如果我们将1926年开始的写作看作过去（时间过去了，但事情，和由此刺激的心境和思考显然并没有过去，这从《华盖集续编》可以清楚看到）的延续，那么，我们也许可以问，1926年初，他“重提”的那些“旧事”与他在《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所“议论”的事是否构成了互文的关系，或一种思想的逻辑关系，或一种更为内在的精神脉络和思想的延续性？在《后记》中，他特别征引了一段别人的文字中引述的他自己的话：“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征象。正在和运命恶战的人，顾不得这些；真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4］而他“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5］，似乎恰恰证明了自己是个大大的失败者，然而他仍然要，也不得不继续与“运命恶战”。只是，他所认的“失败者”是在什么意义上的失败者，却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在写于1925年6月中旬、后来收在《坟》里的《杂忆》中，鲁迅从东京时期读令他“心神俱旺”的拜伦诗说起，深刻检讨了晚清文学启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可以说是在后五四时代对晚清以来的启蒙主义文学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也蕴涵着自我反思：仅有早年所主张的“诚”“爱”［6］已远远不够，如今需要的是“智”和“勇”。从东京时期文学梦的破产，到“革命起来”，“服了‘文明’的药”后，终于“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仿佛一切又回到了革命前，甚至还要更糟下去。虽然并不是要让文学来承担糟下去的责任，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学的边界：“……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并没有简单否定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但仅有“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的文学是不够的，需要“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因为勇敢，这才能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7］ 。这一思考，意味着鲁迅对自己未来文学写作方向的思考，一定程度上说，它甚至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对于“彷徨”的告别。

诚然，《杂忆》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鲁迅所受到的“国民性话语”的影响，但我们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继续国民性批判，而是指向具体的国民教育，以教育的方式解决“智”和“勇”从哪里来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在“情感教育”中“注入深沉的勇气……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从而创造出崭新的国民，而不是像辛亥革命成功后那样，仅仅学得一点“洋文明”和“美国法国式的共和”，以至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迅速地葬送了革命的成果和革命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朝花夕拾》的抒情性就绝不仅仅是作者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情感教育的需要，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的必要形式。

某种程度上说，《杂忆》正是“旧事重提”的发端。《杂忆》与“旧事重提之八”《琐记》构成一对姊妹篇，互文的两者同时又相互补充，其“旧事重提”性，或“朝花夕拾”性都很鲜明。区别正在于《杂忆》是杂文，其中有“杂感”，回忆的抒情性不那么明显，而《琐记》是颇为纯正的散文，虽间有议论。王本朝注意到了《朝花夕拾》的“杂感笔法”，认为这十篇文字，“在回忆往事之中也表达了丰富的现实感受，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批判相互交织，形成了感伤与反讽、抒情与议论相互交融的艺术特点”［8］。王文梳理了写作《朝花夕拾》的1926年里鲁迅所遭遇的“现实的纷扰”，正是这些纷扰给了作者“重提”“旧事”的动力。这是理解《朝花夕拾》的正途，但犹有不足。“旧事重提”的写作动力不仅仅来自1926年，实际上鲁迅的思考和写作，绝大多数都是源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感和更为切近的现实感，是在两者的交织中展开的，而最强烈的感受正来自逝去不久的1925年的诸多人、事，以及在1926年朝更坏处发展的诸如女师大风潮这样的事件。

1925年2月初，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说：“现今……许多雅人，连记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9］三天后，他写下了更激烈、也更主观的感受：

我想，我的神经也许有些瞀乱了。否则，那就可怕。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退一万步说罢，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10］

无独有偶，1924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面向记者的一场演讲中说：“现在中国号称民国。要名符其实，必要这个国家真是以人民为主。要人民都能够讲话。的确是有发言权。象这个情形，才是真民国；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国。我们中国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11］鲁迅是否读过孙中山发表出来的演讲稿，无从查考。即使是受其影响，也可以说，他在感受上与孙中山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1924—1925年间，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了“民国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仅是主权的、政治的、文化的危机，在鲁迅看来，更是认同的危机、精神的危机，是“民国精神”的失传。面对如此乱象，鲁迅觉得最迫切的是“好好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然而，那时并没有人想到，更没有人着手来做［12］。

民国元年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摄影

“旧事重提之一”的《狗·猫·鼠》，起首就将具体的时间指向1925年：“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看上去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对某一种动物的态度，但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鲁迅以此回击的是现代评论派的荒谬批评。无论是现在说出来的“仇猫的原因”，还是幼年的天性中就有的对于弱者的同情心，包括夏夜纳凉时祖母所讲述的狡猾的猫师傅和性急的虎学生的故事，都是情感教育的材料，也同时指向满嘴“公理”“正义”，实质不过是“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的统治术，而惯于并长于使用这一方法的正是有文化然而“堕落”的知识者。这是对《狗·猫·鼠》的共识。对弱者、被压迫者的同情，也正是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期，于清贫困苦中仍迻译弱小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动力，而对口头“公理”“正义”者的挞伐，同样可以在他对“伪士”的鄙薄中看到。但结尾的一段却常常被忽略：“中国的官兵就常在实做的，他们总不肯扫清土匪或扑灭敌人……”这意思正与《杂忆》中的一段叙述完全相同。1912年初，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在“革命政府所在地”，鲁迅见到的并非“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而是“格外文明”。在鲁迅看来，正是这“格外文明”的做派断送了革命的成果。然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它同时也使鲁迅的新文学写作延宕到1918年，而他自己很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复仇书写更要迟至《野草》时期和《铸剑》时期。《呐喊·自序》中被鲁迅以极简略的“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一笔带过的，正是民元后的巨大空白，但这个空白中有他“亲历或旁观过”的“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鲁迅在这里没有说，辛亥革命二十年后，《呐喊·自序》写作十年后，鲁迅对此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13］

在这个意义上说，1925年的人和事，及由人、事而生的感慨和想法是“旧事重提”的直接动力，但鲁迅借助于1925年“重提”的“旧事”恰恰是民国的发生史，是辛亥革命的诞生史，虽然它是个人的，但这个“个人”却是深度卷入其中的一员，他既是亲历者、行动者，也是见证者，因而其所叙之事、所抒之情、所记之人都与“这个人”及与其有关的人直接相关，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牵连着辛亥的爆发和民国的诞生。

二、改题：修辞与政治实践

《朝花夕拾》的原题是“旧事重提”，自1926年2月19日写就《狗·猫·鼠》，并特别在日记中记了一笔，随后刊登在3月10日出版的《莽原》第5期后，至同年11月18日完成最末一篇《范爱农》，发表于12月底出版的《莽原》第24期，副题一直是连续编号的“旧事重提”。1926年11月28日，给韦素园的信中使用的仍然是“旧事重提”，但12月5日，还是在给韦素园的信中，鲁迅明确提出，“要改一个名字”。那时，他还在厦门。1927年1月16日，鲁迅离开厦门赴广州。到广州后的鲁迅，公和私都发生了很多事。直至1927年4月9日，在给李霁野和台静农信中，谈及书稿，也还是说“《旧事重提》我稿已集齐，还得看一遍，名未定，但这是容易的”［14］ 。在这之前，无论是公开发表的文字，还是日记中，使用的都是“旧事重提”［15］。

查鲁迅1927年4月的日记，3日“作眉间尺讫”，8日“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浦［埔］政治学校讲演，夜归。”讲题“革命时代的文学”，12日的日记很简单：“晴，午后骤雨一陈即霁。”因为“四一二”“清党”发生在上海，所以，14日下午，鲁迅仍以教务主任身份主持中山大学教务会议，但15日，广州清党发动，当天下午，他就以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出席了“中大各主任紧急会议”，第二天，“下午捐慰问被捕学生泉十”。20日，致信李霁野：“我在此的教务、功课，已经够多的了，那可以再加上放暗箭，淘闲气。所以我决计于二三日内辞去一切职务，离开中大。”28日，将编订好的《野草》寄李小峰。此外，本月还寄赠、面赠刚刚出版的《坟》若干［16］。5月1日写《朝花夕拾·小引》。

也就是说，从1926年11月底12月初，鲁迅起意要修改“旧事重提”，却并未认真想改成什么，改为“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完全是1927年4月中下旬后才确定的。

对文字极其敏感，且要求极严极高的鲁迅，不会随意改动已经出版的文字，更何况还是书名。理应对其进行必要的分析，但学术界的讨论却并不多。黄子平有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不妨说，《旧事重提》之易名为《朝花夕拾》，乃是为了出让给未来的历史小说集。”［17］但《朝花夕拾》定名在《故事新编》之前若干年。1927年4、5月间发表《眉间尺》（1932年编入《自选集》时改为“铸剑”），副题为“新编的故事之一”，这是《故事新编》结集前唯一有副题的，此前发表的《奔月》、更早的《补天》（原题《不周山》）和1936年初发表的《出关》皆无副题，其他五篇在收集前均未发表，因此定名为“故事新编”差不多要到1935年底编定集子的那段时间，但肯定不会在编定《朝花夕拾》的时候。黄子平此说可谓臆测。因此，可以说，最终命名为“朝花夕拾”的决定性力量来自于1927年4月的环境对心境的触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与国民党“清党”这一“反革命”事件有不易明言的联系，但需要将起意更名的1926年底及此前所发生的事与心境一并纳入考察的范围，至少是命名“旧事重提”的时刻及其全部的写作过程。

《朝花夕拾·小引》说：“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理由是：“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18］残酷的现实使他对当下无法开口；曾经的那些过去，在其时也“不能够”就从笔下流出。《野草·题辞》说：“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19］正是这一状态更曲折的表达。

“朝花夕拾”无疑比“旧事重提”更具文学性，更富抒情气，也更雅化，甚至与刚刚编定的“野草”还构成“花”与“草”的对照。“野草”是鲁迅心中积郁的悲愤和迷茫于彷徨的复杂情思的喷发，总体是晦暗、纠结的；而“朝华”则是长期驻留在作者脑海中的记忆，美好有之，沉痛有之，或沉痛与美好并存于一个人一件事上者亦有之，且亦有愤激和悲怆者。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何春才（左）、廖立峨（右）于广州

在“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的时刻，鲁迅舍弃了更为直白、朴素、也更具论战性的“旧事重提”，而选择了温暖、抒情的“朝花夕拾”。这是心境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编订时的重读对整个文本的新的体会和认识。这一新的体会和认识，某种程度上说，是在合为一个完整的文本后，更赋以新的意义，但这个意义与原来的意图并无龃龉，而意味却有所不同。更明确地说，从上述定名时间的梳理，可以肯定，“清党”事件对命名无疑是有影响的，在“革命后方”的广州遭遇如此惨酷的反革命暴行，在他刚刚说过“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也因此他“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20］的时刻，万料不到，来的却是莫须有、无主名，或竟是堂而皇之的杀、杀、杀。在《坟》出版不久之际，他怎么能不忆起上一次革命爆发的时刻，以及不久后革命的失败来呢？所以，“朝花夕拾”这一抒情表达正说明回忆时刻的情感倾向。因此，就理解的方法而言，对这一增殖意义和意味的寻绎，不能仅仅在《朝花夕拾》中寻找，而需要在鲁迅呈现为“星丛”式的写作和思想的复杂聚合关系中发掘。

重新命名，不仅仅事关文学修辞，更关乎写作心境的变化，而心境的变化则来自环境的不同和世事的变迁；“旧事重提”的意图始终存在着，并未因为书名的改变而发生偏移。无论如何，始于1926年初的写作经历，在《小引》的写作时刻也已经成为回忆，不管它是“花”还是“草”，勾起的记忆是温馨，还是冷冽，是甜蜜，还是苦楚，是沉重，还是轻松，抑或是五味杂陈、冷暖自知，都意味着一件事情的完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朝花夕拾》的整体性分析，就需要回到“旧事重提”的时刻以及更早的历史语境中去，才可能准确把握文本潜在的，也是被写作者赋予的深刻意涵。

写完“小引”的两个多月后，鲁迅才完成编后记。看起来，“后记”之所以拖延如此之久，固然有资料搜集等因素的影响，但他又说，“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目的不达”是因搜集来的材料不够齐全，或竟与记忆有违（也就是与已经白纸黑字印成的文章有出入），或无从查证，但也竟写成了“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且并不算短的后记，甚至还重拾童年就养成的绘工，亲自为我们奉上深藏在他记忆中的可爱的活无常形象。

如果撇开那些指涉当下的议论，这样的文字和考订文献的态度、做法，委实是很学术化的，但做“学者”并不是他最强烈的愿望，于是，我们看到夹杂在引经据典中的议论。然而，也正是这些议论，使我们忽视了那些被征引文献的现实指向。文章起首是鲁迅一以贯之的知错就改、从善如流地公开坦诚错误的态度。可是，只要知道“四一二政变”及其在广州的“清党”之惨酷，在读到“隋将军麻祜，性酷虐……至童稚望风而畏……”的时候，就不会领略不到鲁迅以古喻今的用心，而紧接着的就是对光绪年间肃州胡文炳在《二百卌孝图》中“勇决”地删改郭巨埋儿的“佩服”，因为虽然“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后记”完成后的7月23、26日，鲁迅受邀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讲魏晋风度，正如他自己所说，“盖实有慨而言”［21］，实际上，他是以另一种“勇决”向遥远的先贤致敬。然而，即使借古讽今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他还是要更直接地类比，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22］，以此表达他对“永远的革命者……全都是革命”［23］的先总理的精神，也就是民国精神的横暴的背叛者的愤恨。而就在四个多月前，他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还说：“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但是，‘革命尚未成功’。//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现今却已在革命的后方了。设立在这里，如校史所说，将‘以贯彻孙总理革命的精神’的中山大学，从此要开他的第一步。”［24］想一想，那时候，身在国民革命的策源地，而后成为革命的大后方的广州，更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更名不久的中山大学的鲁迅，如今却不能说，也不愿说，“旧事”不能“重提”，也不愿“重提”。于是“旧事”“幻化”为“朝华”，开放在白色恐怖之中。

“后记”又说，“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这里的“人说”的人，或许就是鲁迅不止译过一篇的日本作家鹤见祐辅，或鹤见文章中的穆勒［25］。一个多月前的6月1日，他选译了作者写于大正时期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中的《书斋生活与其危险》，其中有云：

专制主义使人们变成冷嘲……专制治下的人民，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言论的自由。于是以为世间都是虚伪，但倘想矫正它，便被人指为过激等等，生命先就危险。强的人们，毅然反抗，得了悲惨的末路了。然而中人以下的人们，便以这世间为“浮世”，吸着烟卷，讲点小笑话，敷衍过去。但是，当深夜中，涌上心来的痛愤之情，是抑制不住的。独居时则愤慨，在人们之前则欢笑，于是他便成为极其冷嘲的人而老去了。生活在书斋里，沉潜于内心的人们，一定是昼夜要和这样的诱惑战斗的。

但更有意味的是，鹤见在文章中说，“还有一种平凡的危险”，那就是书斋生活会养成“唯我独尊底倾向，乃至独善的性癖”，使其思想“变成和社会毫无关系的思想”。虽然他也说，“思想和实生活的这样的隔绝，自然并非单是思想家之罪，在专制政治之下，这事就更甚。因为反正说了也不能行，思想家便容易流于空谈放论了”。但他还是强调，在“比英美尤有更多的危险”的东洋，“书斋生活者应加反省”。很自然，鲁迅想起了自己当年反对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所遭遇的物议，更想起如今，“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26］，他又怎能不感慨系之。这样的时刻，他又怎能不想方设法将“实社会实生活”谨慎而巧妙地安置在修辞之中。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政变”“清党”之酷烈，在世界现代政治史上亦不多见。“对国民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受清洗，有的因致力于农工运动而被当作共产党惨遭杀害。……经过这样一场逆淘汰，国民党在孙中山时代遗留下来的革命精神消失殆尽。民众对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27］本不在政治漩涡中的鲁迅也感受到了身边弥漫的肃杀之气，7年后，他还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28］。临离开广州前，他将几个月来逐渐积累的零星念头以“小杂感”的形式发表出来。他说：“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当然，真正的共和决不会让人沉默，而应是畅所欲言。他又说：“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对“清党”之假“革命”之名实施屠杀，他说：“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29］

如此反反复复地引述，旨在凸显鲁迅在考虑改题，到最终确定改题的过程中，在风云变幻、白云苍狗的1927年上半年所经历的强烈震动，最终落实在了文字之间。面对使人们沉默的共和，面对对共和公开而横暴的背叛，他既不能去无谓牺牲，也不能缄默不言，论战性的“旧事重提”并不那么稳当，而更文学性的“朝花夕拾”，既是一个策略，也是对自己情感的忠诚，更是作为情感教育之材料的民国“建国史”更贴切的表达。但如果，我们只看到作为“美文”的《朝花夕拾》，只怕也是鲁迅始料未及，且不愿看到的罢。

三、“杂乱”：在何处统一？

因此，就《朝花夕拾》的整体来看，在表述风格上，明显地存在着叙事性和抒情性不断增强、议论性和论战性逐渐减弱的特点，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应于从北京到厦门的行动轨迹。不断增强的叙事性和抒情性需要一个贴合的总题，其中也涉及对论战性的重新定义。

很明显，鲁迅对风格的不统一是清楚的，“小引”说：“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对鲁迅来说，造成文体“杂乱”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写作过程连续与否，和时间的长短，而是心境，和思考的深入。因此，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风格的变化，乃至题目的变换何以能够没有那么生硬地合成一个整体？如果说至少在完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鲁迅对全书已经有明确的写作计划，那么，也可以说，他对全书写作意图的落实是自信的［30］。换言之，改定为“朝花夕拾”的“整本书”［31］，与当初拟订“旧事重提”时的意图，在鲁迅选定新的总题时的判断是一致的，更进而言之，回忆不是目的，它指向1926年初所延续的，甚至可以追溯至1925年以来的现实感受和深层思考。而诸文本在形式、风格上的不够统一、和谐，则服从于更重要的思想寄托和精神意义。

对于在何种意义上《朝花夕拾》“杂乱”的文体可以统合在一个“有机的整体”中这一问题，王瑶近四十年前的讨论，几乎成为研究界的不刊之论：“《朝花夕拾》中只有《狗·猫·鼠》一篇可以说是在现实问题直接激发下的近似杂文的作品，其余九篇的内容主要都是叙事抒情，追忆往事，怀念故人。”［32］《朝花夕拾》主要内容是“叙事抒情”固然不错，但说它未曾受到“现实问题的触发”恐怕还是忽视了“旧事重提”或潜在或显豁的“论战性”。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至少不够全面的判断，或许很重要的原因，是基于对“散文”的本质化认识，即散文总是叙事的、抒情的，或是叙事与抒情的统一，且叙事性又多服从于抒情性这一根本目的。

但对鲁迅的《朝花夕拾》来说，这一本质化的散文观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鲁迅坚持的是文无定式，重要的是内容，更准确地说是为内容找到相应的、可以最充分实现其目的、表达意义的形式。于是，我们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乃至杂文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孜孜于形式和文体的探索、创造，他自己也认同“文体家”［33］这一称呼，但鲁迅文体探索的自觉意识当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去理解。竹内好就将《狂人日记》的形式视为鲁迅“对一切表现形式的反叛”的开始。他说：“《狂人日记》的文体，既非白话文亦非古文，是一种奇妙的文体。这种破坏性的文体，与其说对描写狂人的心理有必要（结果是对狂人心理描写有益，使其成功了），不如说是从破坏现有文体的意识出发。而且这好像与作品的内容——旨在破坏既有的制度与道德——相辅相成。”［34］竹内好的这一洞见，大概有一部分来自于鲁迅喜用的“捣乱”一词。《朝花夕拾·小引》开头就有一句很突兀也并不很好理解的话：“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鲁迅为什么要将中国的文体规范与世事的发展形式并举？我以为，这里显然有他对两者紧张关系的敏锐直觉，螺旋般向前走的历史和现实，需要，也必然突破既有的文章“轨范”，“轨范”即规范，即本质化。历史就是在对过去和现实的规范和破坏中走向前去。但鲁迅从来不是为“捣乱”而“捣乱”，所以他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35］他也并不只捣乱，他几乎所有的写作实践既包涵着强烈的、由外而里的“捣乱”意识，也蕴蓄着由里而外的建设和创造。

竹内好

论者如是总结丸山昇鲁迅像的目的：“丸山昇以‘革命人’鲁迅像解答的其实就是这个‘抵抗怎样实现’的问题。他追溯鲁迅大半生的生命历程与文学之路，告诉我们，听来不可捉摸的‘抵抗’其实存在于十分现实的外在行动即‘革命’当中，将革命作为终极课题而生活着的人，是与黑暗的循环作战，黑暗的循环体现于社会关系的自我复制……因此，在权力结构里承认任何权威，都是与‘革命人’的终极课题相悖的，这样的‘革命人’只能自己从无处不在的权力结构中辨认新思想、新主张，以论争的方式，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36］在我看来，“以论争的方式”，正是鲁迅最为独异的生存方式，直接地与其独异的文体相呼应、相表里，杂文不过是最鲜明的一种，其他诸文类的体式同样包涵着这一情感的、精神的追求。可以说，鲁迅的文体是作为一种论争的文体，作为一种批判的文体，但同时也是一种建设的文体、一种呼唤未来的文体、一种充分体现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的文体而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就情感与论争性/论战性的关系而言，无论如匕首、似投枪、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狭义的论战，还是或破或立、和风细雨、晓之以理的广义的论战，抑或是诉愤激、发胸臆、感悲怀，乃至抒幽情，至少对鲁迅而言，它们在爱憎分明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对鲁迅来说，论战的即抒情的，抒情的亦即论战的。

同时，一个需要特别强调的理由是，“旧事重提”这一原先设定的总题显然不能仅仅当做鲁迅一时冲动的结果，而应该被视为长期积累的情感和思考的“星丛”式表达的体现。

汪晖说：“鲁迅的文学根源植根于寂寞，诞生于打破寂寞的愿望被激发的时刻。”鲁迅的寂寞来自于历史中的经验，即时代和社会中的体验，它有很具体的内容，那就是《呐喊·自序》等文字中所叙述到的那些在他的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人和事，辛亥革命正是其中不同于其他人、事的一个特殊事件，这一不同就在于辛亥革命对于鲁迅有多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辛亥革命后是他最为寂寞的时期。当寂寞累积到相当程度，当内外在条件允许的时刻，创作遂爆发了，不久更一发不可收。“在鲁迅的世界里，有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划时代的事件的革命，一个是这个革命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后者既是前者的展开，也是前者的背叛。”［37］但鲁迅的世界里，恐怕有三个辛亥革命，除了上述两个之外，另一个就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短暂的民元经历，和此后在现代中国历史的展开中形成的民元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丸山昇说：“重要的是寂寞也罢、绝望也罢，一切都无法片刻离开中国革命、中国的变革这一课题，中国革命这一问题始终在鲁迅的根源之处，而且这一‘革命’不是对他身外的组织、政治势力的距离、忠诚问题，而正是他自身的问题。……革命问题作为一条经线贯穿鲁迅的全部。”［38］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民元经历和民元记忆成为鲁迅生命的组成部分，成为其日后思想的参照、精神的故乡、写作的动力。民元的经历中有美好，有全身心的投入，有不愉快，有历史的局限和人为的祸端，甚至有不堪回首的惨痛，它们在经验的河流中不断地浮沉在鲁迅的脑海里，构成其情感的纠结、思想的复杂和精神的明暗底色。

而1925年正是鲁迅回到民元的经历和民元记忆中去最频繁的一年。因为孙中山的逝世，因为《青年必读书》遭遇的驳难，因为卷入女师大风潮……使他一次次地回想起辛亥革命。十四年来，革命正在或已经变成极其微薄的“遗产”，而继承者更是了了，既然“辛亥革命是他自身的事情，辛亥革命的败北就是他自身的败北”［39］，那么回到自己的成长史，从一个“有思想的革命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来时路，检视革命者成长中的得与失、助力与阻碍、外部环境与内面资源、知识与情感等因素，在革命的遗产即将耗尽的时刻，清点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财富（包括失败的教训），就是革命失败后的革命者的自觉担当，是抵抗个人生理性遗忘的自然选择，是重建集体记忆的使命意识。革命的成功、民元的到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突然降临的节日，除了无数的牺牲者，还有无量的革命者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革命行动；革命的失败、民国的逝去和被集体遗忘也不是一日之寒，不是瞬息来到的灾难，除了反革命的强大，也应该包括革命者的局限、革命中的失误。个人当然无法独自完成全部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但每个革命者的成长道路汇聚在一起，就是留给未来的丰厚遗产。这样的“朝华”值得珍视，它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遗产，是革命传统的组成部分。因此，它是个人的回忆，也是思想者参与建构的创作；它是具体而微的一个革命者的成长史，也是普遍性的革命之起源。

正因此，从“旧事重提”到“朝花夕拾”的更名，看起来似乎只关乎语言，实质却关联着鲁迅对1925年以来的现实判断，及其与自身写作之关系的考量，这一考量中无疑有鲁迅更大、更深的写作意图和思考，它涉及《朝花夕拾》中诸篇文本理解的角度和视野，自然也关涉到其深度，及其中同样包涵着的、与小说相关相似的复杂性。在更大的层面上说，对《朝花夕拾》的理解关系到对鲁迅之于民国、现代中国，乃至整体鲁迅的把握，这显然已非本文所能展开、深入的问题［40］。

注释：

［1］吴俊：《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2］［18］［19］《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236页，第235—236页，第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5］［10］《鲁迅全集》第3卷，第3—4页，第189页，第3页，第16—17页。

［6］［14］《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7页，第636页、第643页。

［7］［9］《鲁迅全集》第1卷，第234—239页，第208—209页。

［8］王本朝：《旧事何以重提：〈朝花夕拾〉的杂感笔法》，《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

［11］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2］直到1928年，反对孙中山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撰写的上下两编《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才相继面世，而《革命逸史》更要迟至1936年才出版。

［13］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468页。

［15］如写于1926年6月29日的《马上支日记》（《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第339页）、同年10月12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573页），都只说“旧事重提”。

［16］以上日记，见《鲁迅全集》第16卷，第16—19页。

［17］黄子平：《“故事新编”与“朝花夕拾”》，《“灰阑”中的叙述》，第10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20］［22］［29］《鲁迅全集》第3卷，第442页，第535页，第556页。

［21］《鲁迅全集》第12卷，第143页。

［23］《鲁迅全集》第7卷，第306页。

［24］［28］《鲁迅全集》第8卷，第194页，第402页。

［25］在1928年北新书局出版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题记”中，鲁迅说：“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鲁迅译文全集》第3卷，第11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6］以上引文均见鹤见祐辅《书斋生活与其危险》，鲁迅译，《莽原》第2卷第12期，1927年6月。“……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句，为鲁迅“译者附记”中语。

［27］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30］鲁迅：《致韦素园》（261007）：“今寄上《莽原》稿一篇，请收入。到此仍无闲暇，做不出东西。……《旧事重提》我还想做四篇，尽今年登完，但能否如愿，也殊难说，因为在此琐事仍然多。”所寄稿件，据《鲁迅全集》注，即当天完成的《父亲的病》。《致韦素园》（261120）：“《旧事重提》又做了一篇，今寄上。这书是完结了。明年……我当另寻题目作文……”以上两信，分别见《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7页，第623页。

［31］陈思和：《作为“整本书”的〈朝花夕拾〉隐含的两个问题——关于教育成长主题和典型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

［32］王瑶：《论鲁迅的〈朝花夕拾〉》，《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事实上，王瑶在该文中的这一判断也是逐渐增强的，比如论文开始时说：“《朝花夕拾》则不一定每篇都是在现实问题的触发下动笔的，也不一定每篇都是结合现实、针砭时弊的。”

［33］《鲁迅全集》第4卷，第527页。鲁迅在文中使用的是英文Stylist，并没有将其译为“文体家”。

［34］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第10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5］《鲁迅全集》第4卷，第25页。

［36］靳丛林、李明晖等：《日本鲁迅研究史论》，第1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

［37］汪晖：《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第165页、13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38］［39］丸山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第29页，第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0］关于《朝花夕拾》与民国建国史之稍充分的展开，请参看拙作《一个人的“民国建国史”——以〈朝花夕拾〉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年第5期。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第81-89页，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