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我院历史学系王峰副教授的学术专著《变动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专著对20世纪初期著名诗人、儒者、教育家、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吴芳吉先生展开专题研究，既体现了专题人物研究的深度，又具有折射文化转型的广度，为全面理解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又一生动案例。
内容简介：
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别号白屋、白屋吴生，重庆江津人。吴芳吉先生所开创的“白屋诗”风格独树一帜，备受瞩目。早年肄业于清华学校，先后任教于中国公学、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成都大学、重庆大学。参与创办重庆大学，并任文预科主任，起草《重庆大学筹备会成立宣言》，提出“研究学术，造就人才，佑启乡邦，振导社会”的办学宗旨。有《吴白屋先生遗书》《吴芳吉集》《吴芳吉全集》《吴芳吉全集笺注》等著作版本行世。
《变动时代的理学与诗学：吴芳吉研究》是王峰副教授早期著作《吴芳吉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的姊妹篇。本书以中西文化交汇的变动时代为论述背景，以理学的现代传承为切入点，梳理了儒学对吴芳吉人生行止、文化观念与诗学思想的重要影响。作者运用文化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书中还原了吴芳吉的“儒者”身份，并对文化重建过程中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的复杂关联加以辨析，为全面理解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案例。
吴芳吉，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1929年创立重庆大学中文学科，任文学预科系主任。
作者简介：
王峰，1982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近年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出版专著《吴芳吉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另有论文十余篇发表于《读书》《新文学史料》《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以及Quarterly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等学术刊物。曾获2018年吴芳吉研究会荣誉奖。
目录：
绪论
一 研究缘起
二 研究现状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四 研究框架与内容
第一章 吴芳吉之生平与思想历程
一 “悲剧中之乐观人”
二 短暂的无政府主义信徒
三 “新人文主义”的启蒙与洗礼
第二章 理学信仰与道德实践
一 巴蜀儒学：从经学到理学
二 理学的游魂与新命
三 吴芳吉的理学思想
四 道德实践与内在超越
第三章 文化再造：更新与保守
一 蜀中政治与学术风气
二 吴芳吉与新文化运动
三 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第四章 文学之辨与诗学思想
一 “文学”之辨
二 诗学之思
三 新诗的语言问题与文化意味
第五章 “白屋诗”：独铸新词的尝试
一 “白屋诗”之酝酿
二 “白屋诗”之特色
三 诗史与史诗的变奏
四 “白屋诗”的文学史意义
第六章 回归古典传统
一 吴芳吉的早期诗歌
二 诗学转向的内在逻辑
三 吴芳吉后期的旧体诗
结语
一 儒学与诗学的互动
二 传统与创造的矛盾
参考文献
后记
自序
在历史的变动中，个人的踪迹与情思似乎微不足道，但历史的全部内涵却又来自无数人生细节的拼合。历史犹如“帝网珠”，在层层无尽的映照与融摄里，才有了千变万化的世间景象。
宏大史观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理性渴望以确定的秩序解释一切，因此才出现了具有解释力的种种标准。然而，在剧烈变动的转型时代，文化形态与价值体系表现出混沌与驳杂的面貌，对于深处其中的人物，未必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或描述。
本书论说的对象吴芳吉（1896—1932）即是在变动时代与当时的主流价值形成某种张力的历史人物之一。除了短暂地受过外来思潮的影响，吴芳吉的思想基本可以在传统文化的谱系之中找到参照，换言之，他更多保留和体现了本土价值对个体生命的形塑与影响。在吴芳吉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紧密关联和不可分割，而正是这种延续性为处于历史旋涡之中的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
除以诗人、教育家名世之外，吴芳吉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文化身份——现代儒者。耐人寻味的是，在激烈反传统的时代环境里，吴芳吉对其儒者立场却有着自觉的体认与践行，并明确表示他所宗守的是传承千年之久的理学价值。这种看起来与现代性不甚协调的思想形态，为什么依然深具活力并能成为个体的终极信仰？这是本书所要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
我们知道，历史的变动包含了结构与精神的双重变奏。在变动时代，历史结构与历史精神的演进并非完全同步，随结构而变的更多是形而下的层面，而历史精神却能以超迈时代的内在性而继续葆有其价值、发挥其影响。甚至，历史精神会巧妙地变异表现形式，通过寻找崭新的载体延续自身的生命力。
这也是笔者关注吴芳吉理学思想的原因所在。作为变异的儒学，经过近千年的发展，理学思想已经形成了自身稳定的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破除的“旧思想”，首当其冲的便是笼罩一切的理学思想。明清以来，作为儒学的变异与整合，理学思想内部尽管有“阳明学”等异质因素的冲击，但其思想体系实际愈加牢固而形成了闭环式的框架。在此情形之下，理学容纳异质性的空间已经大为萎缩，这才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冲决罗网的呐喊与破坏，非如此，某种定型的结构便难以走向开放而开展出文化新命。
已有论者指出，在近现代声名显赫的政治人物的思想结构之中，理学要素仍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只是作为“潜流”，理学这种前现代的思想仍然以文化游魂的形式参与着历史思想的建构。笔者曾对这一现象大惑不解，因此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在以“儒者”自命的吴芳吉身上，原因之一，他没有受到太多外来思想的浸染，反倒更易看到固有思想如何继续对个体生命的运思、情感乃至行为模式发生影响。
对吴芳吉而言，理学不仅仅是作为思想资源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抵御性的力量，抵御外部世界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抵御快速变动的现实对人心的侵蚀。除了对理学“末流”的否定，吴芳吉完全承认理学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合法性，同时颇为乐观地预言具有整合能力的理学思想必将在世界思想的版图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外部世界的焦虑愈深，吴芳吉对理学的信仰愈加强烈，乃至将其作为救世与疗治人心的最后屏障，并忧心忡忡地指出：失去与传统联系的世界终将走向蛮荒。
对于吴芳吉而言，理学代表着“道”本体，而诗学则是实现至善之“道”的德性力量，二者完全不存在冲突，而是“体”与“用”、“本”与“末”的关系。循此理路，吴芳吉的诗学之思更多地侧重以文学表现和保存中国文化的心灵世界，在其生命后期放弃风靡一时的“白屋诗”的创作而重回古典诗体，可以清晰看出他对故国文明传统的深沉眷恋与无限信任。
吴芳吉的诗学创造最终止步于“白屋诗”，主动退出新诗的语言实验，以今日眼光观之无疑是文学的退却，但如果深入其思想肌理，则会发现这乃是他自觉的文化选择。他意识到历史的变动需要文化力量的平衡，如果放任对“进化论”的泛滥解释而使传统成为被憎恶的对象，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也将进入冰冻的荒原。这也是“古今之变”最容易出现的尴尬：旧者已去，新者未立，历史因之陷入混乱与空白。
吴芳吉对理学与旧体诗的坚守，在文化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与“新潮”的平衡。我们自然不能以今日的现代性标准苛责类似吴芳吉这一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没有“传统”作为锚点与支撑，文化革新也必将走向极端与失控，这正是《道德经》所告诫的“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的辩证逻辑。
当然，传统表现出的面相也是极为复杂的，我们所面对或理解的传统本身即是时代风气、现实问题、思想观念所共同振荡出的产物，因此，传统也是纷纭复杂的历史情境的一部分。本书所标出的“理学与诗学”虽然旨在探讨思想与文学的互动，但此一问题的解决却有赖于对历史情境与个体生命关系的思考。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粗浅的思考与分析之后，浮现于笔端的竟然还是那个老问题：我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传统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非仅仅是学理意义上的思辨，它最终的指向在于我们如何省思自身与传统的关系，尤其是在这次至今未央的文化转型之中。历史有其变动的形式，或激变，或渐变，但无论何种形式，都面临着对传统如何认识与取舍的问题。无论是内在光明还是幽暗意识，传统都是创造的前置条件乃至历史宿命。以思想变革而言，宋代的理学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共同之处是通过激活文化传统的某些因子而自成一体，但二者对历史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同样令人感慨的是，理学与西学在近代竟然不期而遇，从而激荡出中国文化的“古今之变”。
由于特殊的历史遭际，中国的“古今之变”在某种意义上是中西对撞之后的历史变动。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理学思想都是绕不开的文化与历史现象。与原始儒家不同，理学体系的严整与细密足以形成自洽的文化逻辑，这也是它在相应的政治制度崩解之后仍能在精神结构中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于是，我们在惊叹历史风景重复的时候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历史的重复与文化的“返祖”同步发生，这里不仅有惯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无形之间的制约力量。回到吴芳吉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拥有灿烂才华的诗人在传统与创造之间的挣扎，其戛然而止尚未充分表现的诗学实验提醒我们也要警惕传统对创造的压力，对传统刻意或过度的强调反倒会加重文化创造者的心理负担。
文化创造的自由之境是在“有我”与“无我”之间的自由出入，亦即在继承传统与超越传统之间游刃有余地转圜。我们看到，在新诗的发展史上，由于意识到自身创造与传统诗歌的巨大差距，新诗诗人对新诗的创造表现出极大的文化焦虑与美学焦虑，甚至少数诗人以停止新诗写作来表达对传统诗歌的崇敬与归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过度强调“新”与“旧”的对立与区别，殊不知新旧之间的“差异性”恰好证明了中国诗学的生命活力，此理也通于文化创造。在更为超脱的历史视野之中，传统与现代完全可以共享同一时空而并行不悖，我们当下的创造通过回溯传统以汲取力量，而传统则通过启发创造而重焕生机，这便是“古”与“今”互相为用、彼此守望的理想状态。
这几年已经成为国民节目的“中国诗词大会”再次从大众传播的层面证明了古典诗歌仍能借助审美传统彰显自身的存在。这种现象对新诗来说并不构成某种压力，相反，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通过传统的复活而使百年新诗置身于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
任何创造都将成为传统。诞生近百年的“新诗”在引领“文学革命”的浪潮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要形成与古典诗歌相对峙的“新传统”仍然道路漫漫。但我们也乐观地看到，新诗乃至新文化也有作为后来者独有的优势：在现代性的语境之下，它们都是完成范式转换的“革命者”。因此，无论步履多么蹒跚，新诗乃至新文化的创造都将不可遏止而继续奔涌着创造的生机活力。
2022年10月17日
撰稿人：黄宵燃
审核人：罗宇、肖馨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