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开端,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以降,人们习惯上认为就是公元前6世纪的伊奥尼亚自然哲学(ionischen Naturphilosophen);然而,哲学(φιλοσοφία)这个词语和概念,晚至柏拉图时代,方才变得明确易懂。可是,伊奥尼亚哲人本身,并不称其研究为哲学,而称其为“考究”(ἱστορίη)。毕达哥拉斯据说是第一个自称“哲人”(Philosoph)的人,他作为生造出“哲人”这个词的人,早已闻名于古代传统(据庞托斯的赫拉克莱德[Herakleides Pontikos],柏拉图学园派成员),但这种说法,必须作为后世的一个反向投射(Rückprojizierung)来看待。到公元前5世纪发端时,首先出现了动词和形容词形式的“哲思”(philosophieren)或“哲学的”(philosophisch),再后来,到了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在苏格拉底学派那里,才有了“哲学”这个名词。
φιλοσοφία[哲学]由φιλεῖν(爱/好[gern haben])和σοφία(智/知[Wissen])复合而成,属于自荷马以来常用的一长串由φιλ(ο)[爱/好]和任意实词或形容词构成的复合词之一,这些复合词表示对确定的事物或领域的喜好或兴趣和爱好或热爱,譬如,好酒(φιλοποσία),好吃(φιλοτροφία),好学(φιλομαθία),爱财(φιλοπλουσία),好胜(φιλονικία),爱荣誉(φιλοτιμία)。“这些复合词的前项表明了乐趣,这些复合词的后项表明了事物,人们在与这些事物打交道时,感到有乐趣。”相应地,常用的动词φιλοσοφεῖν[哲思]和形容词φιλόσοφος[爱智慧的],首先意指某人重视知识(Wissen[Sophia])。在公元前5世纪,Sophia是一个含义宽泛的词,意指知识、认识、手工技巧或熟知某事,当然还有在重要的生活事务方面,尤其在政治领域,聪明、有见识和审慎实践这样的重要含义。容易理解的是,对Sophia的兴趣,首先体现在某一位著名的贤人(σοφοί)身上。希罗多德让他笔下的克洛伊索斯王(König Kroisos)对梭伦说:“种种关于你的智慧(σοφίη)和旅行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听说,因为你重视知识(ὡς φιλοσοφέων),所以为了增长见识(θεωρίης εἵνεκεν),你访问过很多地方。”希罗多德将这种纯粹出于兴趣的旅行,与为了战争和买卖的旅行区别开来。
如果我们可以信赖这些极为稀罕的原始资料,那么,显然,“哲思”(philosophieren)和“哲学的”(philosophisch)在阿提卡城邦中已成为常用词。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民主化导致的结果是:一种到那时为止只有贵族阶层才有资格,旨在其特殊德性(Arete)的教育,转变为一种公开的,也就是从根本上符合城邦制度的要求:应当教育每一个自由民具有“政治德性”。于是,教师,所谓智术师(σοφισταί),公开出场,传授一般和特殊的知识,也就是他们的Sophia。这些人,作为教师,作为学习者,尤其作为有兴趣的人,致力于理智之物,也就是从事“哲思”(philosophierten),当时叫做“塑造”(bildeten)自己。因此,伯利克里可以对照美的意义,将喜好教育作为阿提卡民主制的成就,他晓谕全体公民:“我们热爱淳朴的美,我们热爱摆脱了懦弱的知识和教育(φιλοκαλοῦμέν τε γὰρ μετ' εὐτέλειας καὶ φιλοσοφοῦμεν ἄνευ μαλακίας)。”
人们从事“哲思”的形式(Form),就是公开交谈,通常是论辩:人们讨论,争吵,抨击或维护主张,或就两方面发表谈话。公元前5世纪以后,再鲜有“哲思”和“哲学的”两个词的例证,这与演说与反驳中的论辩(Disputation)有关;简明中肯的论证就是“哲学的”论证,正如阿里斯托芬《公民大会妇女》中,歌队对起义妇女的建议。
这些智术师和苏格拉底当时如何使用“哲学”一词,我们只能从苏格拉底后学的文字中获知;首先,名词φιλοσοφία[哲学],靠色诺芬、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这群人流传开来,尽管它明确并且唯独与智术派的“教养”(Peideia)有关。“哲学”当时最宽泛和普遍的含义就是“研究”(Studium)和“教育”(Bildung),所以,苏格拉底有一次远征返回雅典后,打听年轻人此时的哲学水平如何,是否有谁特别聪明(σοφίᾳ διαφέρων)。哲学当时包括几何(περὶ γεωμετρίαν ἤ τινα ἄλλην φιλοσοφίαν[研究几何或其他某种哲学]),同样包括音乐、天文或其他学科。谁致力于这些事情,他就在进行“哲思”,也就是说,他在研究,在从事自我教育。“我完全相信,让我得到教育(φιλοσοφεῖν τὴν φιλοσοφίαν[对哲学作哲思]),会使我获得属于男子汉的教养,男子汉的追求是尽善尽美(Kalokagathie,参见Kalokagathia辞条),”色诺芬笔下的一位苏格拉底的对话者如是说。雅典青年的受教热情和哲学教师的举止,在柏拉图早期对话的“引子”所营造的气氛中,有最生动的体现。智术师的私人宿主家中的谈话圈子,公开谈论任何主题,乐趣在于辩论-竞赛,目的毋宁是取胜而非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称为“哲思”。可是,哲学的活动也招致批评:政治实用主义者,如柏拉图《高尔吉亚》中的卡利克勒斯(Kallikles),对过多和过分热衷于哲思提出警告。哲学若要“完全得体(χαρίεν),年轻时搞哲学就得节制”,如果教育失败,哲学到老来就会显得可笑,也会阻碍强有力的政治影响的产生。柏拉图《欧绪德谟》中的“雄辩大师”和“可以驳倒一切的人”,将其带有出人意料的虚假结论的论辩称为“哲学”,并宣称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任何人“引向哲学”,使他有能力与其并驾齐驱,可见,贬低和谴责意义上的“哲思”和“哲学”概念当时已司空见惯,这丝毫不令人意外。“空洞的废话”必定使这些“搞哲学的人”(Philosophierenden),不仅受到喜剧和普通公民对哲学所持有的明确观点的谴责,也受到某些同行的谴责,这些同行正在努力使“哲学”从多少具有真诚品质的理智活动的任意领域中突显出来:与此同时,伊索克拉底和柏拉图也在相互竞争。在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初,两人各自创立了学园,致力于一项新的教育方案;两人都转而反对流行和未加思索的“哲学”运用,但伊索克拉底保守,柏拉图维新。伊索克拉底向来“反对智术师”,所以,他反对那些“消费哲学”的人(οἱ περὶ τὴν φιλοσοφίαν διατρίβοντες),这些人有法庭演说家和政治家还有辩士(Eristiker),也有争辩某一项道德知识的苏格拉底后学(Sokratiker)。伊索克拉底认为一种通过论辩展开的哲学,作为空洞的辩术(περὶ τὰς ἔριδας φ.),恰如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尽管他对此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他将一种有用的哲学(Ph. der Nützlichkeit)与这种哲学对立起来:“我认为,不应当将如今我们既不用于演说,也不用于交易之事,称为‘哲学’,我宁可称这样一种努力为‘哲学的精神训练’或‘哲学的准备’。”想过积极生活的人,必须“放弃所有空洞的演说和作为,这些于生活无益。”因此,他也反对将数学作为哲学。有些人“所谓的哲学”(τὴν καλουμένην φιλοσοφίαν),纯粹是吹毛求疵,正如早期静观存在者(das Seiende)的贤人之所为,根本不配有哲学之名。正确理解的哲学(τὴν δικαίως νομιζομένην),本身与意见密切关联(halte sich nämlich an die Doxa),因为,就人性而言,要获得知识(ἐπιστήμη)是不可能的,由此方能明了,能够说什么,或能够做什么。所以,受到伊索克拉底批评的辩证法式的争辩哲学,严格说来是似是而非的哲学(φ. παράδοξα),即违背意见,也就是说,有违健全的人类理智,还有违政治活动之实际需要。通过培养“好的言谈”(εὖ λέγειν),并固守习传的价值和道德训诫,伊索克拉底支持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对他同时代的人,并且对直至人文主义的修辞学传统,以及对教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这种哲学只在“哲学”的某种概念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哲学史”上却几乎没有地位,“哲学史”的边界,到如今很大程度上已由柏拉图创造的哲学概念所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