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时节，山城笼罩在如丝的细雨中。重庆大学A区，古朴坚实的石砌教学楼里，博雅学院名为《左传》的经学课程，正在娓娓道来。这是全体博雅同学必修的基础课程，而与此构成系列的还有四书、春秋公羊传、诗经、三礼等课程。
（重庆大学A区第二教学楼）
如今，“经学”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人而言，已相当陌生。即使在高等学府，听说过这一名称的亦属少数，而能了解当代经学在研究什么、领悟其真义者更是寥寥无几。对经学更常见的态度是心存疑惑——在这个科技飞跃、信息奔流的时代，钻研那些尘封千年的典籍，究竟有什么现实意义？
2023年3月6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正式成立了经学研究中心。中心归属于哲学系，负责人是陈绪波老师，在他身边汇聚了多位深耕此道的学者。例如黄铭老师深耕春秋公羊学及礼学，朱学博老师精研诗经学及宋代思想史，而田探老师力求阐古书立新意、专攻政治儒学，还有秦峰、闫云、邝其立诸位老师，他们在经学相关领域潜心钻研多年，钩沉索隐、各有建树。
然而，悄然落在重大校园内的这个经学研究中心，萦绕着浓厚的学术气息，却仍像大隐隐于市，显得神秘而深邃。我们试图轻轻拨开这层面纱，走近经学研究中心，解读沉淀千年的智慧之光，如何穿越书斋的静谧，照亮更多寻求传统与当下连接的心灵，也让这份“为往圣继绝学”的当代回响，能被更多人所倾听。
（1940年代的重庆大学图书馆）
重新集结：以“经学”的名义
重庆大学早在建校之初便成立文学院，开设过经学相关课程。但这已是近百年前的事业了，后来中断。本世纪初，学校逐步恢复重建基础文科。2011年高研院成立伊始，为迅速汇聚优势、生长特色，在学术研究布局方面主张交叉融合、另辟蹊径，“会通古今中西”，为此尤其注重中西古典学的研究——西学溯源希腊罗马，而中学则探脉先秦两汉。
就西方古典学而言，高研院哲学系是最先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全国第一梯队、相关学术蓬勃发展；与之相应，“经学”这一“中国古典学术之心脏”的复苏也在此过程中水到渠成。
2022年哲学系成立，经学赓续和发展完善便正式提上日程。
（重庆大学建校初期便设立文学院）
但要达到经学发展建设的完善状况，还有多重挑战，诚如朱学博老师所指出的：在横向上研究领域需补全《尚书》等专经研究者的空缺，以便形成完整的经学研究布局；在纵向上则要构建贯通本科至博士的培养体系，以便形成前赴后继的人才梯队；更重要的是，现代学术体系将《诗经》划归文学，《春秋》归于历史，《周易》纳入哲学，即使既有的师资也分散于各学科，经学作为“整体性学问”的发展脉络几乎断裂。
正因如此，虽然有各方面繁重的任务，经学的突破口首先却是要走出“后经学时代”，也就是走出当下经学失去独立学科地位的困境。从这样的方向来看，重大哲学系的这次集结，是对百年学术裂痕的一次弥合。建立经学中心，就是要让散落各学科的经学研究者有“栖身”之地，以“经学”的名义整合力量再出发。
具体而言，过去经学研究呈现为学者分散的个体探索，每个学者的方向各异；设立中心则为个体研究开拓领域、创造条件，再基于学者个人成果的自然沉淀，共同开辟和规划集体性的“道路”。在经学被现代学科体系肢解的时代，这个中心犹如方舟，通过有组织科研，承载着学者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愿景。
至于要怎么走这样的集体道路，以打造重庆大学经学研究的特色，中心负责人陈绪波老师强调其核心在于“经典文本”与“当代现实”的结合。
一方面，要传承经典注疏传统（如名物训诂、义理阐发），经学学术的发展要基于学者对具体经典的深耕，而非短期功利性目标，避免过度实用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要以问题意识和时代需求为大视野，突破现代文史哲分科局限和学术框架，采用交叉研究方法，构建自主的经学研究范式。
质言之，从经典出发、回应当代问题，形成兼具传统根基与时代性的研究路径，深化既有成果、打造特色团队。当然，这是大的原则和方向，实际的工作不仅细致磨人而且路还很长，需要不断借鉴他山之石的经验，在“学习吸收”中夯实基础，完善师资队伍与教育体系，才能实现长远发展。
经典阐释：千年学问的“当代”叩问
那么，经学研究中心到底在研究什么？经与学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字面上看，经学可理解为“研究经典的学问体系”，“经”是研究的内容本体，“经学”则是对这一内容的系统性研究，二者是“研究对象”与“学问体系”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经”与“学”的简单组合，经学的核心在于围绕经典形成的整套研究范式，是以“经”为核心构建的研究体系。
可以说，经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经与经学是经典与共识性解释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学的核心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从文献分类看，古代典籍“经史子集”中，经学自汉至清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传统文化的思想根基。另一方面，“经”是确定的经典文本（如四书五经、十三经），“经学”是对经典的解释，但并非所有解释都属于“经学”——只有达成学术共识的解释（如“十三经注疏”）才构成经学的核心内容。因此，经学的本质是“经典解释”，但这种解释需具备学术共同体认可的权威性。
但是，黄铭老师指出，尽管经学无疑是对经典的研究，但其本质因现代学科分化而难以统一定义，它已被肢解在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中，缺乏统一框架。他给出了狭义的定义：“经学是对十三经范围内经典的研究”，并从训诂角度解释“经者，长也”，指经典承载着自古至今的持续性问题，经学则是对这些具有历史迫切性问题的讨论。他强调，经学的本质并非静态的文本研究，而是围绕经典展开的、回应现实问题的动态学术传统，其核心在于通过经典阐释古今贯通的思想议题。
因此，黄铭主张以主流注本为原意基点，在诠释差异中观照经典演变。鉴于“文本原意”是不稳定的概念、难以绝对界定，研究中可先尊重经典形成的主流文本范式（如《仪礼·丧服》中郑玄的注），将其作为“原意”的基准，再以此为基点分析不同时代的异质诠释。例如，郑玄注成为主流后，后世与他不同的观点可视为“诠释创造”，通过对比这些差异，能呈现经典在不同时代的阐释形态，并为当代研究提供参照。他强调，不必纠结于绝对原意，而应通过主流注本构建研究基点，进而考察诠释传统的动态演变。
同时，田探和朱学博老师也主张在动态平衡中融合文本根基与创造性阐释，兼顾多维度视角。
经学研究不应偏执于“文本考辩”或“传统演变”一端。从学术史看，经典（如“四书”）在汉、宋时期形态各异，但门户之争在现代已无意义，更应关注其与社会史的互动及自身演变逻辑。至于“创造性诠释”（如朱熹改定《大学》文本、康有为的公羊学），那是文本与现实张力的必然结果，虽可能是“创造性破坏”，但不可完全脱离文本空谈诠释。在他们看来，研究者可自主选择侧重原意捕捉或创造性阐释，但需在思想市场中探索边界，保持开放探讨的空间，避免非此即彼的对立。
理想的研究应“缔结主客、沟通古今”，兼顾文学、史学、哲学三种视角：从文学性把握文本表达，从历史性还原时代背景，从哲理性提炼思想内核。三者融合才能构成对经典的完整理解，既避免脱离文本的主观臆断，也突破单纯考据的局限，实现对经典的多维度活化解读。
薪火相传：经学入门的十字路口
虽然经学如今已经归入“冷门绝学”，但还是有不少青年学生有志于这一中国传统学问。由此，如何指导学生入门经学、窥得其堂奥，在博雅学院和哲学系就成了一个现实的“教与学”的问题。
在这里，经学研究中心不仅肩负着经学研究的学术职责，更通过开设系统严谨的专业课程，生动践行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古训。依托高等教育体系的制度化传习，导师团队围绕历代经学大家的精义、文本解读的方法论以及治学门径，结合博雅教育模式，通过课堂讲授、深度研讨与经典研读等方式，引领学生进入经学，精心培育新生力量，为经学这门古老而深邃学问的存续与发展，架设起稳固的传承桥梁，致力于实现学术薪火的代代相传。
围绕入门之法，经学中心存在几条鲜明路径的交织与碰撞。
一方面，有些老师主张回归传统的“阶梯式”进路，强调“筑牢根基”的重要性。其中《论语》以其篇幅适中、义理平易精粹，实为不二法门，由此《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集注》，更因其精审的解释体系，被推崇为入门基石。这一路径不仅是遵循“四书乃五经之阶梯”的古训，更是基于经典认知难度的现实考量——在奠定《论语》基础后，学习者方能在兴趣指引下，沿着相对平缓的斜坡逐步深入《诗经》《春秋》乃至更幽深的《周易》之境。
此观点特别警醒初学者重视“先四书后五经”的常规路径，避免因过早挑战庞大复杂的元典（如《三礼》或深奥的《春秋》义例）而受挫，认为“根基未稳何以攀高峰”？更有观点进一步强调“系统准备”的价值，指出扎实的古代汉语能力、文献学基础（版本、目录、校勘）以及清晰的经学史脉络认知，是解读经典文本不可或缺的“钥匙”。在此框架下，《论语》因其作为儒学精义核心、易于熟读精思的特质，被认为“学者未读是说不过去的”，打好这个文献考据与义理体认并重的基础，方能自如拓展。
另一方面，亦有老师倡扬“兴趣驱动与路径多元”的自由精神。此论认为，经学体系本身即是历史应对时代问题的产物（如从五经扩展至四书），入门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十三经”序列。文本与生命个体是相互选择的结果，若《孟子》的文气雄辩激起共鸣，《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引人遐思，或《荀子》的理性锋芒令人叹服，为何不能径直以此为起点？拘守某种“必须从某部开始”的陈规，可能反而会冷却了天然的好奇与热情。经学研究的灵魂在于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发，而非对入门次序的刻板遵从。兴趣所至，处处皆可为门径。
此外，还有老师试图调和二者的张力，提出“框架先行与经典贯通”的方法。他们提醒学子首先辨识经学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学问的身份，明了其与佛道经典之别，可藉助经典的经学史概论（如皮锡瑞《经学历史》）和古代核心书目（如《四库全书》经部总序）建立清晰的坐标图。学习方法上，推荐“经典文本 + 经典解释”的双轨并进，从现代权威译注（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入手理解大意，再深入古人注疏（如《毛诗传笺》）体会解经之妙。其中关键在于，把握“经”的内在义理本质——看似内容迥异的《三礼》与《诗经》，其核心思想却是贯通的，精研一部、触类旁通，方得精要。
正是在这样多元路径的碰撞与交融中，师生相与问学、传承不息：既承认阶梯的价值，更尊重个体探求的灵性；既珍视传统的智慧，也拥抱时代的活力；不仅为学生铺好基础，更点燃他们探索未知星空的火种。
在这里，“如何入门”并非唯一答案，而是一个由根基、兴趣、框架、方法共同织就的、动态开放的学习生态。每一次讲堂上的争鸣，每一次读书会上的碰撞，每一次对典籍文本的凝神苦读，都是这束跨越千年的思想薪火，在当代青年手中更添光亮、接续前行的明证。
薪火相传，不在于形式的一致，而在于精神上对“经”的本质——那生生不息的文化精魂——的不懈叩问与追寻。
经学之用：守护文明的意义根基
经学涉及的虽是古代治国理政的文本，但在今天的社会公众看来，似乎也体现为书斋里的学问。因此，经学研究常常不得不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
从根本上讲，学问之“用”，有“器用”（实用技能），更有“道用”。若仅以直接的经济创收、技术进步等为标准，经学看起来确实“无用”。但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经历自我更新后的延续，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制度礼仪许多仍然是传统中国新之又新的体现，例如我们关于“大一统”国家的观念，内外之别、夷夏之辨、民本尚仁的政治思想，亲亲尊尊之义、婚丧嫁娶之礼、诚信正己之则……传统经义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经学本就属于研究上层建筑的学问，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意义不可替代，其学问“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为“大用”。
因此，朱学博认为，经学研究中所谓“无用冷知识”，其评判标准往往是单纯功利主义的。实际上，传统经学家如范仲淹主持新政、朱熹构建理学体系，都致力于将经典义理与现实政治和世风相结合，展现了经世致用的本质。那些看似冷僻的考据，其中所蕴含的核心思想与现实关怀的内在联结，可能成为重塑时代的潜在力量。
更重要的是，今天经学的价值还在于探索“价值本身”，经学虽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技器之用，却能解决“如何不滥用利器”的根本问题，填补工具理性在伦理建构上的空白。
在技术驱动的时代浪潮中，人类面临的许多根本性挑战——无论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困境、快节奏生活导致的价值迷茫，还是个体在复杂社会网络中的身份认同焦虑——往往超出纯粹的技术范畴，触及到“人何以为人”以及“社会何以和谐”的核心命题。正是在这个维度上，经学展现出其不可替代的大用。因此经学的当代价值之一便在于提供“认知教育”——解答“如何做人、如何与社会共处”的根本命题，构筑工具理性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人文根基。
（全校通识核心课程“文明经典”相关教材）
当然，经学研究中心并没有停留在理论的辩驳层次，而是用其扎实的教学实践和持续的学术探索，生动诠释了经学这门古老学问在当代的深远价值。
例如，中心的老师们开设了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核心课《文明经典》。这门课深受许多理工科学生的欢迎，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当机械专业的学生为造出更强大的引擎而兴奋时，这门课引导他们思考技术进步背后的伦理边界与社会责任，这种思考可能来自《孟子》对“义”的论述；当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学生钻研算法模型时，课堂上的研讨让他们意识到技术应用于社会时可能隐含的公平问题，而《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箴言，或可为构建更人性化的智能交互提供古老却富有活力的伦理参照。
重庆大学经学中心的灯火，不仅仅照亮古籍文献上的文字。它更是在为纷繁复杂、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提供一种沉潜而韧性的支撑。这些努力或许不能像一项技术发明那样迅速带来可量化的物质改变，但它关乎社会的道德底线是否清晰、精神内核是否充盈、个体心灵能否安顿——这些恰恰是科技飞速发展背后，维系一个健康、稳定、有韧性的文明共同体的无形基石。
专业探析：从丧礼到后经学时代
经学研究中心汇聚了多位深耕不同领域的学者，他们的研究既扎根于深厚的学术传统，也积极探索与当代社会的衔接点。
黄铭专注于汉代与清代的春秋学、丧服学及经学史，其研究揭示了传统丧礼背后的“人文尺度”——即通过服饰等级标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他认为，丧礼的简化是历史必然趋势，从孔子改革周礼到宋明理学强调“因实而变”，礼制本就随时代演变。
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工作模式使恢复如“三年守丧”等古礼变得困难，但这绝非文化记忆的断裂，而是需要进行“现代转化”。关键在于保留古典礼仪中规范亲属关系的核心伦理内涵（礼义），并将其融入适应现代生活的形式（礼文）。例如，简化的丧服仍可通过象征性符号体现亲属关系的远近，使传统人文尺度在现代语境下得以延续。真正的古典精神在于让传统精髓与当代生活融合，形成兼具传统内核与时代生命力的新礼仪形态。
（左：黄铭著《推何演董》，右：陈绪波著《仪礼丛考》）
陈绪波的研究集中在经学文献学、经学史、礼学和春秋学。如今他看到经学研究已有明显进展，研究者增多，相关刊物、会议和机构涌现，展现出走出困境的初步生命力，虽然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礼学研究的时代意义，陈绪波强调“礼”作为文明的象征和社会构成的要素，其核心功能在于规范人际关系，如《礼记·王制》中的“七教”所归纳。礼学与时代的衔接点，在于将其规范人际关系的核心价值，转化为适合现代社会的行为规则，从而在思想和生活中维系人伦秩序，促进社会和谐。
在研究具体礼仪（如昏礼、冠礼）时，他强调“礼以时为大”，即礼文（外在形式）会随时代变化，研究者需抓住礼义（核心意义）并结合当代需求进行调整。例如，现代成人礼应围绕当代公民教育目标设计形式，不必拘泥古礼的繁琐流程，重点在于明确其教育意义。
田探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儒学（以四书为核心）、宋明理学和政治思想史。他围绕四书展开系统研究，涵盖版本考证、字句训诂、哲学伦理思想剖析、历代注疏诠释差异梳理以及经典的创造性诠释。他认为四书凝聚了儒家思想精华，其探讨的“仁、义、礼、智”等核心命题不仅是传统伦理基石，更能为解决现代社会价值冲突和人际关系困境提供启示。
例如，“修身齐家”的理念可转化为个人提升和家庭和谐的方法，“中庸之道”则有助于在多元价值中找到平衡点。通过对四书的深入研究和创造性诠释，能够推动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为当代社会构建精神坐标，实现经典与现实的有益对话。
（左：田探著《四书讲论》，右：邝其立著《圣人的诸相》）
朱学博的研究方向是宋代诗经学和宋代思想史。在谈及数字化时代的影响时，他指出古典文献数据库建设极大地辅助了传统考据和研究，通过高效检索解决了古籍查阅难题（与之对比，阎若璩耗时二十年考证一出处，现代人几分钟可完成），大幅提升了效率，推动学术向更广领域拓展。尽管存在急于求成、忽视原典通读等使用者偏差问题，但技术本身是巨大的进步，应持续推进建设。
假如能邀约历史先贤对话，朱学博首选范仲淹与朱熹。范仲淹以其博大刚毅的胸襟（“先天下之忧而忧”）、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庆历新政）和提携后学的风范，展现了经世致用的典范。朱熹则以其精深学术（构建影响深远的理学体系）和崎岖政治命运（“庆元党禁”）的强烈反差，引起对“德君行道”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时士人精神信念的深刻追问。这两位先贤的实践与困境，为思考传统士大夫在时代挑战中的精神抉择提供了宝贵镜鉴，对当代学人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陈绪波也提到，研究礼学让他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内化为日常行为的准则，影响了他处理人际关系和生活实践的方式，实现了研究对个人生活的真切影响。
总体而言，经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展现出共同的研究取向：承认并尊重礼制随时代演变的必然性（“礼以时为大”），强调发掘经典核心义理（礼义/伦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化，而非拘泥于古旧形式（礼文）；积极拥抱数字化工具提升效率，同时警惕其带来的潜在疏漏；致力于寻求经学研究的现实关怀、社会价值以及个人精神滋养（经世致用）；并积极推动学科建设，旨在使经学能回应时代需求，在当代社会的伦理构建、文化传承和精神价值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实现经典的创造性新生与深层对话。
尾 声
经学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聚焦于学科复兴与时代转化，其机遇与挑战并存。
黄铭提出清晰的阶段性目标：短期需夯实基础，吸引学者深耕经典文本，通过"一代接一代的积累"实现从精通单部经典到贯通十三经的代际突破；长期则追求体系化构建，培育能够融通经典的"大儒"，推动经典义理与现代社会深度结合。他坦言当前研究仍处于初步的文本整理与阐释阶段，体系性转化尚属难以奢望的愿景，学科发展的核心挑战在于薄弱的学术积累与通才培养的艰难性，而机遇则蕴含在“学术复苏”带来的探索空间中，需以“一步一步来”的务实态度持续推进。
目前，中心的发展规划已锚定具体路径。一方面强化基础工程，如经学数据库建设、巴蜀礼制田野调查、古典诠释学课程体系开发，旨在数字化洪流中守护文献根基；另一方面致力学术辐射，计划通过学术会议、国际协作、教材编撰及人才引进，提升学科影响力。
（中心联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山大学学报等单位，举办年度研讨会。）
“走出后经学时代”的宣言，象征着中心突破学科边缘化困境、争取独立学术地位的决心。学者们正以“回归本义而变古开新”（欧阳修）为理念，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重建价值尺度——在礼制研究中提炼“人文尺度”的现代适应性，在四书诠释中转化“修身齐家”“中庸之道”的当代价值，将典籍中的伦理内核转化为维系现代人伦秩序的实践方案。
面对国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导向，作为“国学核心”的经学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心将以经学典籍深度研析为根基，双轨推进经学思想研究与文献整理，支撑“经学与儒家哲学”学科建设。
其终极使命，是让蕴藏在典籍中的古老智慧，在学科交叉地带迸发新生——在数字化守护与田野实证中锚定根基，在价值重构与礼仪转化中连接现代文明，使研究室里的每一部经典化作驶向未来的舟楫，最终让经学的灯火汇成照耀时代的星河。
撰稿：武文强
采访：孙浰萍、李炫豫、刘纯源
审订：陈绪波、李雨瑶、唐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