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6日上午，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一百二十四讲暨批评理论与批评史系列讲座第一讲“挪用的悖论：《政治无意识》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中国接受”在线上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批评理论与批评史研究中心承办，邀请了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主讲，并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批评理论与批评史研究中心主任金浪主持。来自国内外各大高校400余名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金浪老师简要回顾了自己阅读学习张旭东老师著作的经历，并以诗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做比，介绍了张老师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雅学院的渊源关系：张旭东老师作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博雅学院的首任名誉院长，以其旺盛的学术创造力，如“活水”般滋养了重庆大学的莘莘学子。

张旭东老师首先从《政治无意识》出版四十周年讲起，介绍了该著自 1981年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刊印以来在全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接着便分别从“政治无意识”的概念、《政治无意识》的内容、詹姆逊对《政治无意识》的回顾以及《政治无意识》在中国的接受四个方面，逐一展开讲述。

“政治无意识”的概念

张旭东老师指出，詹姆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出发的，即把文化问题视作社会性的意识形态的症候与表象，而文类正是这一“政治无意识”的体现。文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也为现实世界产生的欲望和意识形态编码，可以把人类的经验组织成这样一种形态。这种形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一定的历史阶段里占据主导地位，是人认识自己的一个方式，但它又是有历史的，由此詹姆逊也把文学史意义上的类型研究推及至理论层面：简言之，“政治无意识”关注的是使爱欲得以理想化的寓言结构，也正是在这种寓言结构中深蕴着资产阶级审美趣味的秘密，而唯物主义者则致力于对这种不可捉摸总体性进行“认知探测”。在此意义上，“政治无意识”与其说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欲望，毋宁说更接近于拉康意义上的由语言结构出来的无意识。所谓“无意识是他人的语言”，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我的无意识来讲，语言结构就是别人在说的语言，语言同时在说我们所有人。相对每一个主体的位置而言，总体性就构成了这样一种语言结构意义上的无意识。

《政治无意识》一书的内容

在对“政治无意识”概念进行了解释后，张旭东老师转向了对《政治无意识》一书框架和内容的介绍。他指出，《政治无意识》虽然不太容易读，但结构其实很清晰：第一章《论阐释》是对理论模式的阐发，第二章到第四章虽然看似属于对文类、巴尔扎克和康拉德的个案研究，但处理的却是文学史、人物、情节等重大问题，最后，第五章对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关系的讨论又回到了政治性上。“政治无意识”是全书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意识。

在这一部分，张老师还重点阐发了詹姆逊在《论阐释》中提出的“永远的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命题。他指出，“永远的历史化”并不是说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历史化，而恰恰是反文学史的理论化，简单说是从理论出发进入文学批评实践，从作品自身的构造，在它的历史性里重构历史，重写历史，其运行恰恰跟文学史没有关系。因为文学史实完全是处于这种理论思维和理论实践的外部，它是经验主义的、历史主义的、线性的，而不涉及批评，不涉及文本，不涉及形式审美的内在结构和冲突，不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内部的空间层次。虽然文学史在任何文学教育体制中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但它仍然没有到达批评理论的前沿。

詹姆逊对《政治无意识》的回顾

随后张旭东老师又借助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出版40周年之际所作的回顾展开了分析。张老师指出，詹姆逊在这篇文章中总结了理解《政治无意识》的七个关键词：中介/Mediation，总体性/totality，时间/time，历史（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history），传奇/romance，文类/genre，集体性/collectivity。这些关键词对于阅读《政治无意识》而言很重要，但该著在今天的意义已然与四十年前大不一样。

张老师认为，《政治无意识》对中介的关注是针对戈德曼《隐蔽的上帝》而发的，其工作就是把后者中比较生硬、机械、不相干的平行类比关系，变成一种有机的、具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结构性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的联结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服务于欲望解放的主题的话，那么，詹姆逊现在则更为强调的是政治作为乌托邦欲望的理解。

针对詹姆逊抛出“马克思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观点，张老师认为这与鲁迅所说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构成了有趣的对照，也正是在这个生存斗争的意义上，集体性（collectivity）的问题得到了凸显。而如何构造新的集体性，对于今天的现实斗争而言可谓至关重要。

此外，张老师认为詹姆逊对政治无意识的回顾还将重点放在了对今天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现实的分析上，“资本主义（全球化）无处不在，而且没有自然意义上的敌人”，这便是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总体性。既然没有外在的超验力量去对抗资本主义，那就只能靠先验的“范畴”与之对抗，文学和艺术就是这样的“范畴”。张老师指出，文学艺术既是社会条件的产物，但也与产生它们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偏离。正是在这样的偏差范围中我们能看到了希望、集体性、否定性、未来，等等，而批评实际上也就是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政治无意识》在中国的接受

最后，张旭东老师对《政治无意识》在中文世界的接受及其限度进行了分析。张老师认为中国学界对《政治无意识》的接受大体上比较肤浅、比较心不在焉，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中国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体制重视线性的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性；其次，19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美学的天然联系，很难避免一个在美学领域、艺术领域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政治无意识，所以即便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避免地在进行着文化资本的无意识积累，但《政治无意识》正好是要将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还原为历史，这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恐怕也是难以接受的；第三，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热、理论热的背后是将理论作为“工具”的实用主义，而未能将其作为改造世界的生产组织方式。第四是中国学界在引介西方理论时的译介传统，往往是翻译过来就完事了，缺乏与之的深度对话和碰撞。

而在上述这些原因之下还潜藏着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这就是“去政治化”的问题。这种“去政治化”不仅指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解，也与国家机器本身的物化倾向有关。而从意识和个人层面来看，无论是“未完成的现代性”的意识、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国家形式的“中立性”和“总体性”，还是作为屏障和“内在性”保护层和缓冲地带的“理解”、以及有关于集体性的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等，都不同程度地阻碍了中国学界对《政治无意识》的深度接受，由此也错失了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

讲座的提问环节，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谢俊和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石磊分别就对无意识的理解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向张旭东老师作了提问交流，此外，其他师生也以评论的方式发表了各自的疑惑和感想，张老师进行了一一解答与回应，很多听众表示收获颇丰。最后，主持人金浪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作为批评理论与批评史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这次讲座不仅让听众领略了张旭东老师深厚的理论功力和敏锐的现实洞察，对于刚刚成立不久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史研究中心而言也是一次莫大的鼓励。未来重庆大学批评理论与批评史研究中心还将继续举办系列讲座，欢迎朋友们的关注。

撰稿人 | 尹雪

审核人 | 金浪

编辑 | 李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