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 著

书号：978-7-300-28959-5

◆  内容简介

本书尝试突破传统叙述框架，以“实践者-研究者”为独特视角，利用研究者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经历，以整体性视野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将20世纪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现代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结合起来，重新梳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系统展现不同时期各种形式乡村建设的整体面貌，并对其背景脉络、经验机制、困难张力等进行分析与反思。与此同时，在写作方法上尝试融合人文与社科两种风格，把书写者的事实在场、动态存在与话语权力还原为乡村建设整体脉络的组成部分，在经验与时代、自我和他者的密切结合与互动中，促进理论与实践的对话，以打开主流视野所遮蔽的多元角度与丰富空间。

◆  作者简介

潘家恩，1981年生于福建宁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常务理事、《卢作孚研究》副主编等。自2001年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至今已有二十年，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西南区域统筹。在Cultural Studies、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开放时代》《人民日报》等处发表文章6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课题，联合主编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

◆  序言

直面更为丰富和复杂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

文 | 钱理群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潘家恩这本《回嵌乡土》里：它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并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

2002年11月的最后一天，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组织的“农民之子”协会的活动，第一次接触到大学生支农下乡运动。我立即意识到，这表明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正在中国的校园里悄悄出现。他们目光向下，关心社会底层，力图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保持血肉联系；他们中有的人本身就来自社会底层，更是不忘养育自己的父老乡亲，产生为他们谋利益的自觉意识。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意义重大的觉悟。

2003年10月南下讲学，我在为复旦大学一个学生社团题词时，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理论”——它概括了我对年轻一代最主要的终身期待。

此外，我也意识到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却是极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事实：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这也是一切参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要总结20世纪的中国经验，也必须从关注这一个世纪中国农民的命运开始。然而，在我的周围很少能看到我所期待的有“关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创造中国理论”自觉的中青年人，这让我十分失望，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些期待本身就有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想、心理背景下，我读到了潘家恩的这本《回嵌乡土》。他的研究的自觉追求所形成的五大特色引发了我关于“如何科学总结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思考。

其一，实践者与研究者的统一、实践与研究的交织。“以‘实践者—研究者’的视角进入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这简单的一句话，让我眼睛一亮：它一下子就打破了学院研究与社会实践相互隔绝的格局，而试图实现“学院派”与“实践派”的互动，将二者优势集于一身。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的新的研究格局与知识生产方式。潘家恩强调“个人经验、切身经历、真情实感的介入”， 实践者—研究者的统一，以及大胆加入实践者参与乡建的生命史、个人经验与情感在场者的研究，就构成了潘家恩研究的两个最鲜明的特色。

其二，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以理论方式介入现实议题。这本书强调要“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这就是潘家恩选择“回嵌乡土”作为自己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总结经验与实践的切入点的原因所在。“乡村是中国的根，是理解过去中国并思考未来中国无法绕开的底色与载体”，乡村就是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他要“在‘回嵌乡土’中寻找并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其三，突破既定模式，摆脱权力控制。潘家恩在本书一开头就引述汤普森的话：“在一般的分析中，我们的考虑多从统治者的角度，这里需要把各种平民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这本书挑战了既定的20世纪中国历史研究模式，“以民众、民间的建设视角重新理解现代中国”。这样，就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与20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开辟了一条新路。

其四，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研究模式。中国的一些学者至今还没有摆脱“非此即彼，不是全盘肯定，就是全盘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模式，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处理复杂的20世纪中国经验时，几乎是无能为力的。”我也因此希望年轻一代注意学习鲁迅的思维方式：“总是在肯定的同时提出质疑，又在质疑的同时做出肯定”。现在我十分高兴地发现，这样的“在肯定与质疑中往返”的非简单化、非立场在先、非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和研究方式，在潘家恩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对真理唯一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以及“自我质疑”，是我对潘家恩的这本书最为满意之处：他做到了这些年我一直在倡导的“理直气不壮”。

其五，全球化的视野，“全球”与“在地”的双重自觉。我在2004年做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报告时，就注意到了新时代的乡建运动的“全球化的背景”。这一次，我在潘家恩的书里，我注意到了他所提出的“追求‘全球’与‘在地’的双重自觉”的命题。在潘家恩看来，我们今天进行中国乡建历史与实践的研究，总结20世纪的中国经验，也都应该纳入“世界性光谱与全球性视野”。 正是在潘家恩的启示下，我想到了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以及所提出的新问题、新使命。在我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全世界都病了”，所有的文明形态的内在矛盾、问题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提出了“对人类文明的各种形态进行全面检讨”的新的历史使命——这种“检讨”当然不是全盘肯定或否定，是既要充分肯定各种文明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也要彻底揭示其已经暴露的内在矛盾与危机。而危机也是机遇：正因为现存的所有理论都已经无法解释我们所面对的全球性的巨大冲击和变动，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也就对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把我们这里讨论的“直面更为丰富且复杂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问题置于这样的全球性新危机、新机遇的大背景及大视野下，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意义，也展现了一个“从世界看中国”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u  学者力荐

记得我在2004年对听讲的包括潘家恩在内的支教支农的大学生提出了“沉潜十年”的嘱咐，即“沉潜到民间、底层，沉潜到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历史的深处”；现在，16年过去，潘家恩这一代终于以自觉的研究，对20世纪中国经验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钱理群（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

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事业，已经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作者当年是高校大学生支农社团负责人，恰逢其时地参与了这完整的二十年，从大学时期的支农骨干到今天的高校教师，其自身经历就是波折起伏的乡建缩影。于是，此书中记述的既是波澜壮阔的百年乡建，更有他亲身经历的酸甜苦辣。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回嵌乡土”是一段我参与且目击的历史，是新乡建一代人的青春热度，也是他（她）们实践与思想的印痕。在知与行之间、在前行与归来之间、在故乡与世界之间，他（她）们践行，他（她）们追寻、他（她）们摸索，他（她）们劳作。这里的文字，只是片刻间沉淀的片段，血犹热。

——戴锦华（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知行关系是中国思想的重要问题。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究产生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命题：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家恩的著作正是沿着这一传统而展开的探索。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自下而上的历史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有没有内在机理？理论与实践存在什么关系？作者从特定角度向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让乡建从“有实无名”走向名副其实，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朴素的一段历史，却承载了中国原理的鲜活生命。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回嵌乡土》是一部用非凡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写成的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里程碑式创新力作。作者立足乡土，面向全球，既充满理想与激情，又富有理性与反思，其对中国百年乡建的脉络化与参与式行动研究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一层面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

——赵月枝（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执行院长）

乡村建设需要顶天立地。家恩的写作足以证明：百年乡建，绵延不绝，其情怀令人感佩。如何更加深刻地切入我们的时代，是百年乡建一直面临的挑战。乡建需要理论，需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这是一部历史之书，也是一部思想理论之书，更是一部实践之书。认真读它，将为我们开启过去不足但又极其重要的历史经验视野、思想理论视野和实践行动视野，并有力地推动我们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中国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