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至23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联合主办，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协办的第二届“经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A校园成功举办。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湖南大学、兰州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南昌大学、安徽大学、贵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河北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泉州师范学院、井冈山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乐山师范学院以及重庆大学等近三十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共研经学与哲学交融之精蕴。
11月22日上午8点30分，会议在重庆大学A区博雅书院报告厅拉开了帷幕。在重庆大学哲学系主任谢利民教授的主持下，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研究员先后为会议致开幕辞。
李广益教授代表高研院全体师生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梳理了重庆大学哲学系及经学研究中心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而擘画了经学研究中心未来的发展路径与愿景。
刘丰研究员在致辞中回顾了首届“经学与哲学”研讨会的创办初衷，高度肯定了重庆大学哲学系发起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从经学视角切入中国哲学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传统经学义理的理解，也能够把握经史传统对中国哲学奠基性意义，从而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实现新的突破。
开幕式结束之后，上午9点30分，会议进入到主题报告环节。重庆大学哲学系高秀昌教授主持第一场主题报告。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陈霞老师以《试析经学影响下的〈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的诠释》为题，解读了该注本在经学背景下的独特诠释思路。她指出，《河上公章句》作为《老子》的重要注本，不仅完整保存原文，更通过托名神人、突出身国同治、升格“自然长生之道”等创造性诠释，突破文本边界，下启道教思想。《河上公章句》虽为注释之作，却凭借其独立而深远的价值，自身亦成为一部经典。
其次，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国武老师发表了题为《“说经主于明义理”：关于经学义理学的几点思考》的报告。在报告中，吴国武研究员认为“经学义理学”指向经学本身的“经义”研究，建构“经学义理学”需要将字义语义与书例文体研究相结合、将经书经文与经说经旨结合起来，以经传注疏的理解解释为基础，综合运用中西新旧方法，从而进一步完善中文学界的现代经学研究体系，以实现中国、东亚经学研究的规范化和国际化。
接着，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郭晓东教授分享了其关于《论刘逢禄“三科九旨”说对何休的绍述与修正》的研究。郭晓东教授提出，刘逢禄以宋均之说来改造何休的体系，通过调整何休“三科九旨”的次序，将“张三世”置于“通三统”之前，使得“通三统”的革命性内涵未得到足够彰显。这深刻地影响了清代《公羊》学，从而造成《公羊》学的精神由革命而转向了改良。
最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孙宝山教授发表了题为《理学的官学化与四书学的科举化——基于〈四书大全〉的考察》的报告。在报告中，孙宝山教授指出，明成祖朱棣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而敕修《四书大全》，通过尊崇程朱、树立其权威以使理学成为官学，并将其作为科举取士标准。此举虽导致学术视野狭窄、经史人才匮乏，却也为明代四书学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午10点45分，重庆大学哲学系黄铭研究员主持第二场主题报告。
首先，重庆大学哲学系高秀昌教授分享了以《晚年冯友兰论中国古典哲学的意义》为题的研究。他指出，冯友兰先生一生以“阐旧邦以辅新命”为志业，晚年认为中国古典哲学可以作为中国新哲学、新文化创新发展、中国新精神文明建设的养料，其对中国古典哲学意义的深入诠释，为中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研究员发表了题为《论姚际恒礼学研究的“崇古”与“疑古”》的报告。他认为，姚际恒的礼学研究，鲜明地呈现出“崇古”与“疑古”的双重特质：不仅否定“三礼”之名以追寻古礼本真，更在方法上汉宋兼弃、自标新义，其“礼缘于情”的主张则凸显了经世致用的学术关怀。其研究通过剖析姚氏既疑古辨伪又回归原典的思想路径，揭示了姚际恒在清初“回归经典”学术转向中的独特价值。
再次，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以《“寓性命于经史”何以必要——明清思想转型视域中的黄宗羲与潘平格之辩研究》为题，梳理了黄宗羲与潘平格之辩的思想脉络及其所呼应的中晚明阳明学核心困境，深入考察了处于明清思想转型时代风潮的两家学术，进一步澄清其理论内涵和思想意义，并由此阐明黄宗羲“寓性命于经史”的心学新形态建构何以必要。
最后，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潘斌教授发表了题为《以西释中：李安宅的〈仪礼〉和〈礼记〉研究》的报告。他指出，李安宅以西方社会学理论审视《仪礼》《礼记》，对于打破长期以来经学的桎梏具有积极意义；但其研究过度消解“礼”的丰富文化内涵与两本书背后的文化价值体系，使传统的合理性亦遭遮蔽。因此，李安宅的《仪礼》和《礼记》研究在破旧立新之余，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失，需从事实与价值层面予以重新审视。
在主题报告环节之后，会议议程转入分组讨论。各分会场中，与会学者围绕不同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下午2点，第一场分组讨论开始。第一会场的学术研讨会在博雅书院报告厅开展，郭晓东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刘禹彤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雷天籁研究员、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王沁凌副教授、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副教授依次做了报告。宫志翀副教授在报告《徐彦〈公羊疏〉的郑学背景》中，将研究焦点从探究其作者身世转向剖析文本本身，通过系统梳理该疏中的郑玄学例证，分析其引用郑玄学以阐释《公羊传》及何休注的思路与优劣，最终认为郑玄学是徐彦疏的核心知识背景。刘禹彤老师分享了关于《董仲舒与〈春秋〉“变一谓元”的三重原因》的研究，指出“变一谓元”并非将孔子视为“元年”纪年的创始者，而是《春秋》学内部的一种理论建构；董仲舒从宇宙秩序、政治合法性与人心维系三个层面，系统阐述了“变一谓元”的理据所在。雷天籁研究员在报告《〈春秋〉公羊“让国”义辨——兼论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的“让”》中，认为公羊家将“让”改造为一种新的政治伦理“让国”，以寻求化解礼坏乐崩的方法；但“让国”未必能解决危机，《公羊传》借此洞见了人类政治和历史最深处的隐患。王沁凌副教授以《〈春秋〉学作为“历史哲学”之初探》为题，探讨了“历史哲学”在中国传统思想语境下的表现，尤其是《春秋》学与“历史哲学”的内在联系，特别指出杨向奎提出的“以复古作维新”的“历史哲学”特点，是中国思想“极高明而道中庸”特征的一种展开。闫云副教授在报告《政学关系视域下的王安石废弃〈春秋〉学之公案——兼论宋儒以〈春秋〉学批判王安石之多维展开》中，认为道学家在批判王安石废弃《春秋》学的同时，也以《春秋》学批判荆公新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对新法体制及其政治思想进行拨乱反正，而南宋儒者则以《春秋》学参与到对宋代立国精神和政教传统的守护与塑造。本场报告中，雷天籁、宫志翀、刘禹彤、闫云、王沁凌依次进行了评议。
同时，第二会场的学术研讨会在博雅书院会议室开展。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吴国武研究员担任主持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哲学系陈岘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蔡飞舟副教授、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暨国际儒学研究院吴婕老师依次做了报告。陈岘副教授在报告《刘宗周对宋学图书易的批判、改造及其影响》中认为刘宗周整合“四象”“五行”与“天地之数”而构建了“数-卦”体系，虽因过度具象化太极与否定先天学而存在理论缺陷，但其对稍晚的黄宗羲、黄宗炎、胡渭等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开启了清代图学批判的先声。蔡飞舟副教授在报告《来知德卦综说考论》中认为来知德将卦体反对发展为精密的卦综体系，拓展取象方法并贯穿错综之义，然其卦变生成说与经注脱节、四隅卦象混淆，亦有违易理和不及虞氏之处。吴婕老师在报告《生生之理与消息大义——唐文治〈易〉〈庸〉论纲》中认为，唐文治以乾元坤元之气贯通《易》《庸》，借《复》卦“一阳初息、善念始萌”作为工夫下手处，这与《中庸》慎独之功相契合。其强调天地之心的地位既承朱子学脉，而对《易》《庸》的理解又受明清良知学风影响，这些均反映了其《易》《庸》互释的经解特色。本场报告中，蔡飞舟、陈岘、黄永其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下午3点40分，第二场分组讨论开始。在第一会场，西南财经大学潘斌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郜喆老师、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刘斌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王佩琼老师、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易宏熙老师、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高隽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李喆老师依次做了报告。郜喆老师在报告《论廖平“孔经哲学”概念的形成与性质——从〈知圣篇〉到〈孔经哲学发微〉》中认为，考察廖平《知圣篇》到《孔经哲学发微》的学术思想发展，可见其提出了“孔经哲学”的概念。廖平通过“经史之分”与“语文之别”来重构经学体系，从而强调经学独立于历史的价值。刘斌老师在报告《三统五德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谶纬帝德谱考论》中认为，谶纬文献以帝王谱系与德运理论整合古史，通过符瑞与感生叙事构建政权合法性，体现战国至汉初政治与学术的交互影响。王佩琼老师在报告《以圣统贤：〈春秋〉贤者形象的建构与辨证》中认为，《春秋》中的贤者形象因才德分离与地域局限存在缺陷，为此后世诸传用“以圣统贤”和“以贤成圣”来提供道德理想和指导现实政治。易宏熙老师在报告《汉代经学中的“继世象贤”说——一种对于世袭君主制的理解》中，认为汉代经学以“继世象贤”说阐释君主世袭制，强调其作为国家持存性制度设计的公共性，超越私家继承的范畴，这体现了儒家在国家秩序建构上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高隽老师在报告《王肃天学与明堂礼义再考辨》中认为，王肃否定汉代“天有六帝”说而重构祭天理论，但因其学说存世文献矛盾，导致魏晋明堂礼实践中祭祀对象存在昊天上帝与五帝之分。他在重新辨析王肃天学相关佚文的基础上，对其天学思想和明堂礼安排作出合理的解释。李喆老师在报告《后稷非稷：尧舜时代后稷何以降临》中认为，《史记》融合《诗》《书》记载，将周始祖后稷与稷官弃合为一人，调和了血缘记忆与职官制度建构的双重叙事传统。这不仅赋予了后稷以政治身份和宗族身份，也反映出了诸多问题。本场报告中，高隽、李喆、易宏熙、王佩琼、郜喆、刘斌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同时，第二会场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丰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董卫国副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李晓帆老师、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齐义虎副教授、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徐敏老师、重庆大学哲学系黄铭研究员依次做了报告。刘丰研究员在报告《〈礼记·经解〉与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中认为，《经解》篇实为战国时期七十子后学所作，其六经教化观承袭孔孟、近于荀子。该篇对六经次序的排序突出《礼》之地位，全篇形式上差异虽大但主题却是统一。基于此，他将《经解》篇定性为早期儒家经典诠释的重要文献。董卫国副教授在报告《教化之所由生——孔门言孝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中认为，孔门之孝并非互惠回报或单纯规范，而是源于对生命世代性与神圣性的觉解所生发的爱敬之情，兼具情理、文质，构成伦理秩序与礼乐文明的本原基础和信仰支撑。李晓帆老师在报告《生生与教化：天人视域下〈礼记〉“鬼神”观的新开展》中认为，《礼记》通过“人者鬼神之会”将鬼神从死后他界纳入生命本源，与天地阴阳一体，实现了鬼神观的形上化与理性化，重构了祭祀意义与天人关系中的政教理念。齐义虎副教授在报告《新时代中国丧服制度恢复构想》中认为，新时代重建丧服制度有助于厘清人伦秩序、对抗价值虚无，并为法治中国化提供基于中华文明传统的伦理根基，需在因时损益、缘情制礼中实现古今贯通。徐敏老师在报告《丧服形制图谱系考论》中认为，历代《仪礼·丧服》形制图主要分为聂氏图与朱门图两派，后者虽自成体系但仍受前者影响，且在传统礼学中接受度更高，体现出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黄铭研究员在报告《“一本”与“二本”——“正尊降服说”辨析》中指出，张锡恭“正尊降服说”深刻揭示三年丧原理并建构“亲亲一元论”，但其算法颠倒了主次。据此，他提出三项原则以协调其与“加隆说”的义理矛盾，力求实现算法与义理的统一。本场报告中，董卫国、李晓帆、刘丰、黄铭、齐义虎、徐敏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11月23日上午8点30分，第三场分组讨论开始。第一会场由重庆大学哲学系田探副教授担任主持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焦德明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达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傅正副研究员、重庆大学哲学系王淇老师、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李元骏老师依次做了报告。焦德明老师在报告《走向精神性哲学的中国哲学——在经史传统与汉语哲学之间》中认为，中国哲学未来需要关注的是精神性哲学，融合经史传统的本土理解与汉语哲学的普遍性建构，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结合，发展以修身传统为核心的功夫哲学。常达编辑在报告《两种“内外”及其沟通：“仁”在近代中国的困境与转向》中以康有为、熊十力等人对“仁”的论述为中心，揭示了“仁”在近代中国的困境与转向，并以此揭示近代思想家不断克服“中－西”和“道德－政治”意义上的两种“内外”之间张力的努力。傅正副研究员深刻诠释了“协和万邦”的文化意涵，指出了“和”这一概念在中西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协和万邦”的传统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标志，这在新时代需要进一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王淇老师解读了刘师培取消分工的制度设计及其背后的理念，并追溯了此理念的源头。她认为刘师培受到孟子和《周礼》的启发，并为此理念赋予了新的论证方式。李元骏老师在报告《〈郊特牲〉“男女有别”中的敬重与分判》中以《郊特牲》为例，揭示礼学传统在夫妇之伦构建中的复杂性，并提出了解释“男女有别”的两种角度与解释史趋向。本场报告中，常达、焦德明、李元骏、傅正、王淇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同时，第二会场由重庆大学哲学系朱学博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井超副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文学院王忠杰老师、南昌大学哲学系钱月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孟兵强老师、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王泽春老师依次做了报告。井超副教授在报告《王绍兰经学著述考》中简要考据了清代学者王绍兰的经学著述，包括《礼堂集义》《说文集注》和有关经学辑佚的著作。王忠杰老师在报告《礼经郑注“阴厌”“阳厌”说析疑》中认为，郑玄基于《礼记》《仪礼》的经义结构，提出成人祭祀与殇祭均存在“阴厌”“阳厌”仪节，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钱月老师在报告《江户期日本庶民社会〈论语〉注解类型研究》中重点梳理了日本江户期面向庶民的《论语》注解本，归纳出图谱、谚解、国字解、歌谣、训蒙等多种《论语》诠释类型，展现了《论语》庶民化的探索，以及日本庶民社会对于儒学的积极回应和运用。孟兵强老师在报告《易箦与结缨——〈论语·泰伯〉“曾子有疾”章初探》中，梳理了历代注家对《论语·泰伯》“曾子有疾”章的理解，指出儒家在爱惜身体的同时，不会以对身体的爱护为由，避免对自己责任的承担，这表明了儒家对责任的探讨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王泽春老师在报告《〈春秋公羊传解诂〉“所见异辞”句传文误补、解诂错简献疑》中，基于《公羊传》“所见异辞”句的传文误补、《春秋公羊传解诂》“所见异辞”句的解诂错简，重新进行了传文与解诂的排列和复原。本场报告中，王忠杰、井超、王泽春、钱月、孟兵强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上午10点10分，第四场分组讨论开始。第一会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广友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山东体育学院艺术学院张帅教授、重庆大学哲学系田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暨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李明真老师、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安鹏老师、《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仝广秀编辑依次报告。张帅教授在报告《以乐领礼到以礼领乐：中国古代礼乐关系论述变迁论略》中认为，中国古代有关礼乐关系的论述，经历了一个以乐领礼到以礼领乐的改变。基于此，他分析了礼乐关系变迁的原因。田探副教授在报告《阳明后学周海门的工夫论探析》中认为，明代心学大家周海门提出“悟必兼修、修必兼悟”的主张，并以“无迹”作为工夫的至高境界，其目的是祛除对良知的物性观看，将生命的基调奠定在好、恶之情的自然发用上。李明真老师在报告《“夫妻齐体”还是“关掌宫闱”：唐玄宗先蚕礼与女性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唐玄宗通过分离先蚕礼的“名”与“实”重塑性别秩序，将皇后形象定位于皇帝私家管理人，然而先蚕礼“夫妻齐体”与“关掌宫闱”的双重面向仍然在后世发展中不断消长。安鹏老师讨论了唐宋时期对《论语》中“作者七人”的诠释转变，即从汉唐注疏中的“避世隐逸”群体，重构为以尧舜禹汤等圣王为核心的“制法兴王”典范。仝广秀编辑在报告《从〈孟子〉“禅继义一”看〈尚书〉继位的理论嬗变》中认为，《孟子》“禅继义一”说将禅让的公天下之义下贯至世袭政制，理学家发明此说，通过《尚书》经义的诠解，以天理观重新厎定政治正当性基础。本场报告中，田探、安鹏、张帅、仝广秀、李明真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与此同时，第二会场由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副教授担任主持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孙钦香研究员、贵州大学哲学学院黄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广友副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黄永其老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洪明超副教授依次做了报告。孙钦香研究员在报告《质、力、德：气学阐释的古今对话》中，阐述了近代以来对于“气”概念的“质”“力”“德”等多种诠释路径，认为这些视角和范式推动了“气论”的现代诠释。她指出，这些论述与王船山的气论共享思想前提，而当代的气论研究要实现古今对话。黄河教授在报告《王夫之对佛学“能”“所”思想的继承与突破——兼论其对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中认为，王夫之继承了佛学关于“能”“所”区分的思想，并强调了二者的独立性与现实性。这为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深刻启示：即既要坚守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立场，又要确保哲学探索直接面对社会现实。周广友副研究员在报告《王船山性命论的哲学阐释》中指出，王船山对“尽性”和“知命”的阐释既包含本体论上的结构性思维方式，也有宇宙生化论的过程哲学在其中。船山提出了命大性小、命日降性日生、质中之命曰性等思想，可从结构、过程、现象和价值等维度对性命之实质内涵做出阐释。黄永其老师在报告《心灵与历史——论朱子与陈亮辩论中的经史问题》中认为，朱陈论辩的实质不是道德与政治之争，而是经史之辨。陈亮的深刻性在于展现出了“体用一源”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弊病，而朱子则是通过心论和气质学说确立经典的地位，并相应地以教化史代替王朝史。洪明超副教授在报告《道德的双重消解：论朱子对湖湘学“察识”工夫的批判》中指出，朱子对湖湘学的两种“察识”工夫的批判与分析，表明践行“察识”工夫可能造成对儒家一贯注重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义务的双重消解。朱子在批判湖湘学“察识”的同时，继承并深化了二程“主敬”的工夫。本场报告中，黄河、周广友、孙钦香、洪明超、黄永其老师依次进行了评议。
上午11点45分，本次学术研讨会进入了闭幕式环节。在重庆大学哲学系闫云副教授的主持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仝广秀编辑和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绪波副教授依次进行了总结致辞。
仝广秀编辑在总结致辞中指出，当下我们身处的强盛时代，为学术发展提供了宏阔背景。面对人文学科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们更应该坚定信心，与时代同频共振，与国运持续匹配。最后，他引用陈寅恪先生的“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一句作结，鼓励同仁对学问研究和关切问题有所体认，激发内在驱动力，推动学术发展。
随后，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绪波副教授致闭幕辞。他对全体与会学者的大力支持表达了由衷感谢，特别是会议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鼎力支持和悉心指导。陈老师在总结中再次简要回顾了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历史，表示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的发展离不开各方的良多帮助，并表达了对下次再会的期许。
最后，闫云老师对各位学者的莅临指导表达了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对重庆大学哲学系、经学研究中心发展的支持。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中，本次第二届“经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
撰稿：范远翔 李睿怡 王娜
摄影：李睿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