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12日下午，文字斋讲座第183讲暨“弘道：重大哲学名家讲坛”第16讲《中国建国之路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在重庆大学A区博雅书院报告厅成功举办。

本次会讲邀请到了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干春松教授做主题引言人，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的李放春教授、重庆大学哲学系的张文涛教授、重庆大学哲学系的董成龙副教授、重庆大学中文系的张振老师参与对谈。

本次会讲由重庆大学哲学系的王淇老师主持，重庆大学哲学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众多师生共同参与研讨，现场气氛热烈，座无虚席。

会讲伊始，干春松教授主要围绕着“现代中国的建立”展开引言。他重点分析了中国从天下体系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建国方案。

首先，干春松教授指出，晚清时期，面对西方列强，如何保全中国成为所有人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天下体系的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激烈碰撞，在当时引发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王者无外”的逻辑，如何与“领土”、“主权”等现代国家的概念互相含摄？干老师指出当时的两种建国思路：一是以排满的蔡元培、章太炎等光复会成员为代表，主张单一民族建立单一国家；二是以多民族统一的共同体形式塑造现代国家，即梁启超、杨度等保皇派主张的“五族共和”。

其次，干春松教授指出了这两种思路各有其内在困境。前者不能处理各个民族的问题。所以革命派胜利之后，实际上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案，建立中华民国。干老师援引汪晖和章永乐的研究，说明新建立的“主权国家”所内含的“帝国性”，为后续的种种问题埋下了伏笔。一个同时整合多重时间关系的政治共同体，它的价值体系如何建立？干春松老师引用日本学者沟口雄山的观点——辛亥革命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并认同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说法，只要新的价值观还未建立起来，建国就不算完成。这也即梁启超所说还需进行“观点的革命”，陈独秀所谓“吾人之最后觉悟”。

接下来，干春松教授以梁漱溟和陈独秀、胡适的争论为中心，讨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如果说内外关系只为适应，那么特殊性和普遍性问题也就仅仅只是一个“术”的问题。但当西方人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普遍化之后，这就构成了“道”的冲击。干老师借用罗志田“道出于二”的说法，即使是作为学习样板的西方，也有两条道路：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当时陈独秀和胡适的分歧，其实就展示了两种普遍性的分歧。梁漱溟最可贵之处在于展示了第三种普遍性，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文化的三路向说，并认为文化上的差异促使我们走上不同的建国之路。梁漱溟的学说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论性思考。

此外，干春松老师回顾了梁漱溟与毛泽东在延安八天八夜的长谈，认为争论的焦点即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中西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含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梁漱溟与毛泽东都认为，农村是建国之路的出发点。但是具体怎么走，以什么作为动力，两人有很大分歧。

最后，干春松老师总结道，改革尚在深水区。他认为阿伦特的三个目标——价值的一致性、制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社会秩序的长期性，很适合作为衡量建国是否已经完成的标准。

干老师的引言，成功激发了在场师生的兴趣。李放春教授随后发言，他说普遍性和特殊性这对范畴看似非常抽象，但同时也内在于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进程中。因此，若想要探讨中国建国之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便需要理清今天的思考与历史的思考之间的关系。李放春老师首先对普遍性和特殊性进行了界定。中国革命史关于此问题的重要文本即毛泽东的《矛盾论》。《矛盾论》并非是纯粹抽象的哲学讨论，而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高度具体性的，是实践经验的提炼。面对党内留苏派，毛泽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主张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但是面对梁漱溟，毛泽东又坚持苏俄道路的普遍性。其次，李放春老师认为，毛泽东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思考，可能与他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关，特别是受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影响。李老师还补充了西晋郭象的“道一理殊”对宋明理学“理一分殊”的可能影响。最后，李放春老师就“如何理解中国的建国之路”这一问题继续深化讨论，他援引田雷“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说法，赞同将建国的问题理解为一个长时段的过程。李放春老师主要从建国方案和革命道路的选择、新民主主义方案、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展开，认为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至今仍在持续。

第三位与谈人董成龙老师首先指出，会讲主题所关注的是现代中国建国之路，而非古代中国。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说法，一方面体现出我们今天在谈论中国与世界关系时要超越华夷之辨与体用论，另一方面，这个命题的设定也源于我们在普遍性上的焦虑。面对普遍性与特殊性，如果只是谈事例，就不可能进入普遍性的论域；如果只是谈义理，又缺失对特殊性的把握。因此，他试图结合事例谈义理。董成龙老师通过回顾两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辛亥革命和1938年——来展开他的讨论。他强调希望通过对两个节点的探讨发掘其中的普遍性，而非仅停留在历史事件层面。首先，董老师回顾了美国的立国问题，因为这是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的重要参考。他指出美国立国经历了从《独立宣言》到1787年《宪法》的两大阶段，两个节点而非一个节点就提示人们注意，从旧政制中独立未必等于联合起来建立新政制。《独立宣言》中的“united states”本是针对“united colonies”而言的“联合诸州”，在美国内战后才最终确定为作为一个单数名词的“联邦”。同理，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从独立到建国是各独立省份的选择。其次，董老师注意到1938年，认为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最后，董老师重申，上述讨论和建国后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期刊，都在提示：建国不是一个特定的节点，而是一个绵延的过程，包括建立、建设和健全三个过程，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建国可能仍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事业。

第四位与谈人张振老师主要从梁漱溟的思想和实践历程（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他对建国问题的思考和回应等层面）展开讨论。首先，他阐述了章太炎、康有为、严复等思想家在辛亥革命后对民初政治困境的批评与分析，“五四”运动对辛亥革命建国失败的回应，梁漱溟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背后的社会政治关切，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主体再造思路之间的对话性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张振老师重点分析了梁漱溟对儒家情感与“理性”的重新界定及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说明了梁漱溟的“保守”态度有其明确的社会史语境，主张我们既应当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放在中国哲学发展脉络中考察其突破性和创新性，同时也应放在政治史和社会史脉络中看其可能具有的思想意涵。此外，张振老师具体介绍了梁漱溟对建国之路的探索。他结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及其与毛主席的争论等相关内容，向听众们阐明了乡村建设的建国方案是以士人为核心、以乡村民众为支撑，能够促成社会统一，克服武力分裂，实现国家政治的有效整合。同时，张振老师强调，梁漱溟虽被视为特殊论者，但其乡村建设方案实际上诉诸人人分有的普遍“理性”，通过青年乡建实践者调动乡村民众的情理及动力，这一方案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效能，但也具有一些未能充分解决的思考、实践困局。

第五位与谈人张文涛老师首先表明，自己是从文明论的角度来讨论建国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是被迫还是内生的问题，认为这在根本上影响了我们对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理解。其次，张文涛老师提出,建国除了革命和政治的含义外，还有文明上的含义。文明的肌体是国家，讨论现代建国就等于立起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其中最核心的层面是其价值尺度。接着，他提到了中国复杂的教化机制，应该将特殊性放在更大的文明比较视野中。张文涛老师说，在思考普遍性和特殊性时，需要区分两个层面，即在文明类型论上各文明都是特殊的，而在文明价值论上各文明可能都主张普遍性。最后，张文涛老师提出，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坚持主体性基础上进行创造才是解决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最终方式。强势的现代西方文明通过军事、政治、文化等手段逼迫我们不得不应对，这是中国所面临的普遍性焦虑的源头，这个应对过程虽然最初是被迫的，但最终我们必须也必然会变被动为主动。

在讲座的最后阶段，五位老师也与现场的师生展开了交流。对“道出于二”的问题、模版与复制品问题、整体与部分的问题、理一分殊的问题等，干春松教授均进行了回应。

讲论参洙泗，杯酒到虞唐。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