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0日下午，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一百七十二讲暨重庆大学哲学系“弘道：重大哲学名家讲坛”第十五讲，在博雅书院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重庆大学哲学系、古典文明与政治哲学中心承办。讲座主题为“合‘天下’于‘中国’——十到十三世纪中国传统国家观的再形成”，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江湄教授主讲。重庆大学哲学系张文涛教授主持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教授、历史系李磊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以及重庆大学中文系李广益教授、历史系郭畑副教授、哲学系唐杰副教授、闫云副教授进行了与谈。另外，学院数十名师生参与了研讨和交流。

本次讲座突破了以单一民族国家理解传统中国国家观的模式，基于经史传统提出了具有多元一体属性的“天下-国家”观。讲座伊始，江湄教授引导师生关注中国的特殊现象：无论是从国家和文明传统的连续性发展，还是从近代化转型时形成的现代国族认同（中华民族）来看，中国都是世界史中的例外。然而，传统学界并未重视这些例外情况。在评价现代中国时，仍是套用着一套脱胎于欧洲历史的认识逻辑——从帝国向民族国家演变。这套帝国研究范式导致了以下误解：中国是有多元而无一体的“帝国”，现代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帝国”；与此对应的，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被误解作汉族中国的霸权秩序。这些误解引发了帝国史的研究热潮，然而联系中国在各朝代表现出来的向心力来看，它经不起推敲。帝国研究范式不足以解释现代中国从天下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能够保持多元一体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江湄教授提出：摆脱帝国研究范式，首先要反省“种族-文化史观”和“多民族史观”。“种族-文化史观”形成于晚清，受欧洲实证主义史学、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摆脱天命论等旧有历史叙事。“多民族史观”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强调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文化，但仍未摆脱欧洲民族主义史学范式，而不假思索地将民族视作天然的政治集团，将民族认同视作政治体构成的认同基础（如汉族中心论）。因而，要突破这些由欧洲传入中国的史观的局限，需要回归古典，重新审视古人对政治共同体认同基础的理解，从经史传统来把握“天下-中国”观。

江湄教授认为，支撑儒教的理论基础是气化的宇宙论。这套宇宙论把人间的政治秩序和价值根源直接诉诸于天子。天子为了给万物提供合适的生存空间，必须建立、领导一个政治体（天下），而这个“天下政体”代表的国家就是“中国”。这种“天下政体”的范式，显然不同于欧洲的帝国范式，它把中国视作“天下型国家”（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2008）。在此框架下，中国的核心要义“大一统”集中体现了统合天下的政教理想，传达了王者无外的文化主张。这具体表现为：华夷之别不是种族之别，而是文化之别。统治者主管着作为天下共同体的王朝，国家、天命随着统治者的德和人心所向发生转移。即使如此，正统却是相继不绝，不断维持着天下共同体的存在。

 随后，江湄教授结合“圈层型”天下（秦汉-隋唐）向“多元型”天下（辽-金-元-清）转变的史实，以及东亚的近代化趋势，详细论证了天下中国超越单一民族视角的面向。在论证过程中，江湄教授重点解释了宋人的思想体系，从“道统”“正统”双线整合了“天下-中国”的内涵。最后，江湄教授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天下-中国”观及其价值原理，联系当下“天下国家”与“民族国家”的张力，对中国传统国家观作出了“合‘天下’于‘中国’”的结论。

在与谈环节，陈赟教授认为，天下中国的第二个阶段极具启发性。重新梳理天下中国观，关乎中国在未来世界格局中的筹划。陈赟教授也提出了问题：在“天下不尽于国”的层面，天下有无法被政治化的成分；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叙事背后，是否存在另外一个江湖？对此，江湄教授表示，江湖与庙堂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江湖是更有统合性的概念。天下包罗万象，偏“大”，而中国各得其所，偏“正”；天下国家和同质性国家之间，具有着张力。

李磊教授认为，江湄教授的论述保留了当今学术概念（如帝国论、民族国家）中的有益部分，注意到了传统概念对天下中国的遮蔽。在此意义上，江湄教授对帝国叙事的反思是具有解放性的。其次，江湄教授重新解读秦汉的天下国家关系：天下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对立统一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气化），有中国就有天下。此外，江湄教授也厘定了“民族政权”等重要概念，这不是民族概念，而是体现了实用主义指导下的使用价值。总之，江老师毫无保留地分享了史学与经学、政治的阐释，非常具有启发性。

 李长春教授认为，学者们以不同学科的方法来运用“帝国”的概念，这导致帝国叙事最终呈现出迥异的面貌。按照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观点，帝国崩溃是由于德性（扩张）不足，但这套经验并不适用中国。然而，帝国观念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因此完全拒绝使用“帝国”这个概念，实际上也就拒绝了西方政治学在这个问题上所累积的思想经验，也就会错失静态理解中国古代政体结构的机会。

闫云副教授提问：第一，传统中国国家观的形成，其理论中具有正统论、道统论、华夷之辨等核心要义。那么，圣人制作所代表的典制传统，对天下国家的政体模式的形成有何作用？第二，传统秦汉以降的郡县式大一统与以西周为代表的封建式大一统，这两种大一统模式在塑造天下中国的国家观时有何差异，而西周大一统的特质在秦汉以下国家模式中是否还有意义？

郭畑副教授认为，江湄教授回归古典的思路别开生面，这让我们不能不重视古代王朝的正面价值。王朝史维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弱化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冲击。针对华夷之辨，郭畑副教授发表了不同看法。此外，郭畑副教授也提出问题：是否有可能跳出皇帝的精英视角，从更广泛的大众视角来认识天下？

李广益教授联系自己的博士论文和求学经历，向江湄教授提问：中国的周边国家（如高丽、安南、日本），对于吸收、认同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有着差异，在此情况下，如何理解中国政体实践的边界问题？在论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特殊性时，如何看待普遍性？唐杰副教授沿着普遍性的话题，向江湄教授追问：如果中国只是“当值国”，似乎还不太够。还需要强调普遍秩序是什么秩序，以及当值国与普遍秩序之间的更多联系。对此，江湄教授回应：章太炎曾将安南、朝鲜、缅甸纳入了天下范围。他后期提出的“历史民族”概念，也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黄铭副教授认为，江湄教授用公羊学理论，超越了民族国家、征服国家、内亚王朝的理论，以及辽宋对立的叙事框架。而公羊学理论离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在“异内外”理论中，既讲尊王攘夷，也讲夷夏之间的文化转换。在近代背景中，晚清用民族主义来保国保种。只不过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而有别于先前汉/契丹的民族主义。

张文涛教授最后做了补充，他认为“帝国”概念本身非常混乱。以罗马帝国为例，帝国有两个含义：一是帝制之国（从共和到君主制），二是通过殖民扩张而建立的国家。这两个含义经常会混合使用。在此情形下，讨论古代中国是否为“帝国”，也经常容易产生混乱。

在热烈的掌声中，持续接近三个小时的讲座圆满结束。这一期讲座着眼于“天下-中国”的经典命题，与谈嘉宾分别来自于文史哲不同学科，集中地体现了高研院的博雅教育特色。在报告环节、与谈环节，来自校内外的学者们均给出了深入而独到的见解。讲座中思想的光芒如璀璨星空，给在场师生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照片：武文强

文字：许嘉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