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5日晚，文字斋讲座第228讲暨重思人文系列讲座第10讲，“社区研究与中国民俗学的演进”在博雅书院报告厅圆满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重庆大学文学—人类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岳永逸主讲，重庆大学中文系金浪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到场参与。

讲座伊始，岳教授首先厘清了民俗学的学科本质：民俗并非陈旧、偏远、过时的传统遗存，而是审视“我们如何活成当下模样”的生活之学。随后，他从“民俗”概念本身切入，比较了中美两国的不同理解。在中国语境中，“民俗”往往被理解为“乡风俚俗”，近年来更与非遗运动深度交织。而在美国，“民俗”被视为“民众的知识”，并由此衍生出“伪民俗”与“公共民俗学”等反思性概念。中国民俗学自诞生起便与地方、风土、社群深度绑定，始终强调地域性与历史传承的内在互动。

围绕“社区为何成为中国民俗学核心研究单位”这一核心问题，岳教授首先以杨堃先生1936年与1948年的两篇重要文章为例，指出中国民俗学自早期便强调借鉴社会学方法开展实地调查，推动学科走向社会科学化。同时，1996年刘铁梁发表《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强调村落是中国农村最稳定的时空坐落，在村落中观察民俗有助于避免脱离时空的抽象概括。此后，以村落为单位的个案研究大量涌现，如刘晓春的客家村落研究、王杰文的“伞头秧歌”研究、刁统菊的姻亲关系研究等，夯实了村落民俗学的实证基础。回顾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区研究传统时，岳教授详细介绍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实践：在美国社会学家派克、英国人类学家布朗的理论影响下，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等学者展开本土探索，社区研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与民俗学交叉融合的核心场域。岳教授特别提到1939年在北平“平郊村”成立的“社会学实验室”，该实验室运用局内观察法、居住体验法等民族志方法，聚焦研究者与村民的互动及村落日常生活，产出了一批以《四大门》为代表的社区民俗学成果。

岳教授接着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俗学的恢复重建。在恢复过程中，学界大力加强海内外交流：中芬合作开展了民间文学考察与联合调查；中日交流方面，福田亚细男主持的村落民俗联合考察计划，使中国学者意识到以村落为单位的田野调查方法的可行性。与此同时，中国民俗学经历了从注重文献研究到回归田野的方法论转向。社区概念不断拓展，从单一村落延伸至跨区域信仰圈、文化共同体，诞生“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等创新范式，大量村落民俗志成果相继涌现。

讲座最后聚焦于“原乡”与“自我民俗学”。安德明、岳永逸、张士闪等学者的成果，展现了中国民俗学者赋予社区以“家乡性”和“自我性”的努力。在都市民俗学研究中，乡村与都市同样承载着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身体经验，二者相互交融、紧密连结。非遗不仅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赋予活力的生产力，而社区传承则是其关键路径。岳教授总结道，延续“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学术传统，中国民俗学的百年演进显现出“似断实连”的整体性。民俗学是研究者感受某一地域及人群的生活与文化的过程，是对大写意义的“自我”的回归。基于大小社区的民俗研究，使中国民俗学呈现出朝向当下、感受生活、与时俱进的学科属性，也赋予了社区以“家乡性”和“自我性”，并进一步淡化了主位与客位、局内人与局外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等人为的边界。正是以社区为纽带，中国民俗学百年发展形成了整体性、独特性的学术脉络，最终走向了“作为生活传承之学”的广阔道路，成为理解中国社会、乡土文化与民众生活的重要学科。

在交流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数字空间与民俗研究新可能、抗战时期民俗学实践、田野调查的伦理与共情等问题踊跃提问。岳永逸教授逐一回应，指出民俗学应与时俱进，关注网络社群、数字民俗等新现象；强调田野研究须摒弃“知识分子俯视”视角，以真诚与尊重实现与研究对象的双向对话，让民俗学真正扎根生活、回应时代。

本次讲座以社区研究为核心线索，贯通民国奠基、重建发展、当代创新三大阶段，清晰地呈现中国民俗学社会科学化的演进轨迹，揭示社区研究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讲座兼具学理深度、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为理解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社区研究传统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照。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学术讲座圆满结束。

摄影 | 郭天朔

撰稿 | 谭晓颖

审核 | 苏明奎、张可心、唐杰

编辑 | 金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