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31日晚，文字斋讲座第二百二十六讲暨重思人文系列讲座第九讲，“谁在舞台中央：相声中的社会底蕴与民情状况”在博雅书院报告厅圆满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重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和重庆大学文学-人类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承办，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孟庆延教授主讲，重庆大学中文系王瑞静副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到场参与。

讲座伊始，孟教授以自身的相声表演经历为引，自陈虽未受过科班训练，却在天津的相声氛围中浸润成长，自幼在祖父的半导体收音机旁听着天津相声广播长大。这段个人叙述的开场，既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也自然引出了本次讲座的核心议题。

孟教授指出，理解相声的关键在于把握其独特的表演结构。传统相声由“垫话”“瓢把儿”“正活”“结底”四部分组成，其中“垫话”是演员试探观众口味的即兴互动，“瓢把儿”则由捧哏完成，起到承上启下、选择正活方向的关键作用。这一结构具有高度的可替换性——同样的“垫话”与“瓢把儿”可以接入不同的“正活”，而“正活”的核心则在于叙事与塑造人物。他特别解释了相声行话中“三分逗，七分捧”的内涵：捧哏不仅要在台上配合逗哏，更要敏锐判断现场观众的喜好，通过“瓢把儿”将演出带入恰当的正活，这要求捧哏拥有比逗哏更深厚的曲目选择经验和临场应变能力。

随后，孟教授将相声置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加以考察。孟教授以丰富的相声作品为例，梳理了相声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本特征与民情表达特点。在民国时期，刘宝瑞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连升三级》等作品通过塑造无能的权贵与机智的平民，以荒诞叙事表达了一种“市井的政治想象”——平民认为自己有能力参与政治，甚至误打误撞也能影响政治走向。这种对权力结构的反讽，与当时帝制解体、新思潮萌发的时代背景紧密呼应。1949年后，相声经历了从“低级趣味”到“人民艺术”的改造过程。孟教授以侯宝林与老舍合作的《昨天》为例，指出该作品通过新旧对比的方式，在笑声中塑造了新的国家观念。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马季开创的“歌颂相声”与姜昆在梁左编剧下的《虎口遐想》等作品，在延续教育功能的同时，逐渐融入平民文学的气质。而在天津，以马志明、苏文茂、高英培为代表的一批相声演员，则坚守着传统相声的叙事传统与地域民情。马志明的《纠纷》讲述两个市民因自行车压脚而闹到派出所、最终私了的故事，生动呈现了基层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隐喻了国家权力不必介入一切民间事务的深层意涵。

讲座最后聚焦于郭德纲与德云社。郭德纲“我”字系列相声，如《我是黑社会》《我这半辈子》等作品，在21世纪初社会结构固化的背景下，恰好呼应了那些既无法向上流动、又难以真正“下沉”的小人物的生存处境。郭德纲的“革命”实质上是恢复了相声的“垫话”传统，将结构调整为“头大身小”的形态。孟教授通过对德云社生产机制的分析指出，郭德纲建立了一条相声的“标准化生产线”——以自己深厚的传统功底为基础，识别不同徒弟的风格特质，将网络段子、伦理哏、传统底本进行嫁接改造。然而，孟教授也对相声的未来表达了审慎的忧虑：当叙事被段子取代、人物被梗替代，当观众越来越难以耐心听完一个完整的故事，相声是否还能保持其独特的艺术质地？

在对谈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围绕相声的地域差异、观众接受、相声与脱口秀的关系等问题踊跃提问，孟教授一一作出细致回应。他指出，脱口秀捕捉的是社会情绪的“最大公约数”，追求高频次的即时笑点；而相声则需要观众沉入一个完整的故事，体会人物与情节的回甘。二者并非简单的取代关系，但在传播机制与受众审美的双重变化下，相声确实面临严峻挑战。他同时强调，区分艺术门类是研究者的事，对观众而言“什么好笑就听什么”并无不可，但研究者仍需在历史的纵深中理解一种艺术形式何以兴衰。

本次讲座中，孟庆延教授聚焦于相声文本与表演形态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演化，在揭示相声文本内在结构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不同时代相声作品的生产逻辑，并结合地域民情，系统探究了这一民间文学形式的历史流变。他从文本结构、师承谱系、演出场域、时代语境等多重维度切入，深刻揭示了相声作品既是民情的镜像，也承载着政治与社会的多重意涵。整场讲座兼具学理深度与人文温度，既为理解民间艺术的社会学路径提供了生动范例，也为思考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带来了重要启迪。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摄影 | 郭天朔

撰稿 | 谭晓颖

审核 | 王瑞静、阮芸妍、张可心

编辑 | 郑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