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0日晚，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一百六十四讲暨重思人文系列讲座第五讲，在博雅书院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真实的虚构’与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的再相遇”，由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卢成仁教授主讲，重庆大学中文系王瑞静副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前来参与研讨。

卢成仁教授以民族志的困境开场，即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法桑做出的提醒：当下民族志作品越来越让人感到无聊。与之相对，与民族志书写作极为相似的非虚构写作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面对这样的情况，陷入困境的民族志该怎么办？它该如何介入公共生活，如何介入人们对现实感受和体验的认识与塑造，如何以自身学科为基础参与和引导社会变迁？沿着这些问题出发，卢成仁教授希望讨论非虚构写作对于民族志书写和知识生产的影响和作用。他强调，我们如何借鉴和应用非虚构写作的笔法、技法和手法到民族志书写中，带来民族志的自我革新与变化，成为今天人类学者必须思考和回应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卢教授首先回顾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本土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与文学、新闻写作的转型有直接关联。从文学的角度看，非虚构写作是文学反映、甚至干预、引领社会现实的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就新闻领域而言，非虚构写作集新闻性、文学性和分析性于一体，这就延长了新闻的生命周期。此外，公共性与人们自我表达的需要构成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兴起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更多的普通人（即所谓“素人作者”）进入到写作队伍中来，说出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形成了庞大而壮观的非精英写作。而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则深化了非虚构写作在读写两造的影响，扩大了阅读群和作者群，真正推动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兴起。

不同于非虚构写作如火如荼的发展，民族志和人类学陷入了自身的学科困境，这促使卢教授思考“‘写文化’之后为什么需要非虚构写作”这个问题。他认为，《写文化》透过对民族志中修辞和表述的讨论，提示并确认民族志调查和书写过程中的主观性，并明确了民族志的文学品质。事实上，在写作民族志的过程中，创作者无法避开有表现力的比喻、形象和寓言，他们在翻译意义的同时，也选择和强加了意义，写作民族志也被看作为一件手艺活儿。但对于如何应用叙事、修辞的文学性来打磨民族志文本，《写文化》并没有进一步地说明和探索。正是在这一点上，卢教授强调我们需要“接着讲”，而不是“跟着讲”。

具体而言，卢教授认为作为写作的民族志、在故事中呈现事实的民族志，需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将叙事、修辞技法和笔法考虑进民族志书写过程中，更好地做到技术和原则相结合。具体作品如契诃夫之《萨哈林岛》和村上春树之《地下》都是可供学习的对象。卢教授还特别指出，民族志书写在行为资料的获取和呈现方面也能够为非虚构写作带来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帮助。总而言之，民族志书写和非虚构书写的相互吸收、对话和融纳，对于双方来说既是势在必行的趋势，也是文学与人类学再相遇的基本场景。

卢成仁教授有关民族志书写如何吸收非虚构写作的有益因子来解决自身困境的相关表述，引发了在场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师生的热烈讨论。大家从各自的学科传统和知识结构出发，围绕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经验材料与理论探讨在民族志创作中的关系、“轻学术”与“重学术”/“轻文学”与“重文学”之区分等问题踊跃发言，卢教授则坦率回应，谦逊且辩证地接纳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最后，到场的老师们和卢成仁教授合影留念，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黄 盈

摄影：黄宵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