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6日晚，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一百六十三讲暨重思人文系列讲座第四讲，在博雅书院报告厅顺利举行。此次讲座主题为“远程‘壮游’视野中的西南考察——徐霞客游记的晚期风格及其‘深虑’”，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翔教授主讲，重庆大学中文系讲师宋玉主持，数十名校内外师生参与研讨。

张翔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研究西南社会历史、研读《徐霞客游记》的契机。相比于交通条件便利的东南地区，交通相对不便的西南却形成了以西南官话为通用语的整体性文化格局，其历史成因值得继续探究。徐霞客在生命最后阶段踏访广西、贵州、云南多地，沿途记录占到《徐霞客游记》约十分之九的篇幅，其中相当部分是有关西南治理的叙述和讨论。因此，对于徐霞客西南游历的动力和目标等问题再做探查，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元明以降西南社会文化整体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

结合既有研究，张翔教授进一步说明了《徐霞客游记》的重要学术意义。首先，远在清代中后期兴起的西北舆地学研究以前，一种考察、描述西南地理的士林风气已于明季初步形成，徐霞客的西南游历脱胎于这一氛围，又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士人观察西南乃至边地的方式。其次，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现代中国学人，倾向于把徐霞客视为专事“地理考察”“科学探索”的纯粹求知者，但正如卢文弨、陈垣等文史学者所言，徐氏撰写游记“有其深虑之处”，他对于西南诸地文教状况的记述并非科学话语所能容括，理应将其置于时代政治的语境中再作把握。

张翔教授认为，《徐霞客游记》触及并讨论了晚明时期西南治理的一些核心问题，包括“众建土司”战略的存废，以及川黔军政力量的协调。张翔教授对比了徐霞客与朱燮元、黄道周等明廷要臣围绕上述问题各自提出的方略，继而以魏源《圣武记》的相关记载为凭，对明中期以来的川黔滇粤协调问题做了进一步分析，同时也对抗战时期西南成为“大后方”的政治原因进行了历史回溯。

考辨徐霞客西南考察和游记写作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他身处的士人群体是不应忽视的要素。张翔教授从徐霞客自西南徂西域的路线设想着眼，重新梳理其友人兼同道陈函辉、郑鄤等人与他的思想互动，特别是陈函辉对于徐霞客应“比肩利玛窦”、尝试“出故封”“见域外”的期待，由此把握当时士人对域外思想资源的接受与运用情况。张翔教授指出，海洋、西南和东北方向都有通向域外的通道，但西域方向成了徐霞客开始西南考察之后的优先选项乃至唯一选项，这与他针对明末西部边陲危机的“深虑”有关。虽然对于“出故封”“见域外”的长程游历意愿在清代后继乏力，但这种“乏力”背后是中国深植于传统的内向型治理观念，是一种“节制”的体现，同时也是当今中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关键特点。

在结束了讲座的主体内容陈述后，张翔教授还提出了两个延伸的论题。其一是对于“封建”概念的重新解释，张翔教授参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对“封建”的讨论、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对“封建”与夷夏的分析，综合“寓封建于郡县”在中国历史上的多种实现形式，指出需要重新理解“封建”之意及其与西南治理的关系。其二则是西南官话的政教意涵，张翔教授认为，经过明清两代的持续努力，中央王朝在西南的治理逐渐深入，西南官话在鄂西、湘西、湘南、桂北、滇、黔、川、藏等广阔区域的通行，即是中央治理深入程度最具象征性的文化标志。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中文系宋玉老师认为张翔教授从独特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徐霞客游记》所蕴含的政治性与地方治理之“深虑”，他向张翔教授请教如何看待徐霞客笔下土司制度的不同类型等问题。哲学系董成龙副教授提出了西南官话与“湖广填四川”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徐霞客如何体验经济生活等两个问题。哲学系张文涛教授则就如何适切阐释徐霞客西游“见域外”的动机、如何界定“封建”“郡县”等问题提出商榷意见。针对上述问题，张翔教授作了详实精彩的回应。

最后，到场的老师们和张翔教授合影留念，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撰稿：齐雨霏、楚晓茜

摄影：齐雨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