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1日晚，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文字斋讲座第221讲在博雅书院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王锐教授主讲，题目为《“主义之可贵”与“民族之可爱”：论二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交织与张力》。讲座由重庆大学历史学系宁腾飞副教授主持，历史学系张华副教授担任与谈人，吸引了来自博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以及外国语学院的数十名师生参加。

讲座伊始，王锐老师从章太炎《答铁铮》中的论述为引子：“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点明“主义”与“民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可能产生张力的关系。王锐老师指出，章太炎并非封闭的保守派。他早年在《訄书》中广泛征引泰勒、韦斯特马克、吉丁斯等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对世界学术潮流有深入了解。然而，章太炎对当时严复翻译西学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严复以西方“条例”硬套中国历史，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性。章太炎主张，社会学说与自然科学不同，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必须考虑不同文明的演变路径。

随着甲午战后“主义时代”的到来，西方各种政治学说涌入中国，改变了传统读书人的思考方式。但这些“主义”是否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王锐老师认为这是彼时知识分子忽略的问题。而章太炎的忧虑在于，许多西方思想家本就蔑视中国文化，若全盘照搬其理论，容易消解中国的主体性。因此，章太炎始终坚持通过国学教育等延续民族文化的方式，使“救亡”真正指向“中国”这一主体。接着，王锐老师引用周恩来1951年《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的讲话，说明章太炎作为“主义”与“民族”之间关系问题的提出者，其社会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周恩来回忆自己少时读章太炎文章启发民族思想，认为这是“好的起点”，但也提醒知识分子要防止走向狭隘的国家主义。周恩来强调，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救民族。这一评述既肯定了章太炎的贡献，也指出了民族思想需要与人民立场相结合的方向。王锐老师借此说明，关于“民族”和“主义”关系的思考并未随着革命结束而休止。

王锐老师最后总结，全球化时代不确定性和变动时刻存在，各类理论层出不穷。因此重新思考“主义之可贵”与“民族之可爱”的关系，确立人道的、接地气的思想尺度，仍是值得持续探讨的命题。

在与谈环节，张华老师指出，在现实世界中国家的基本单位是民族的前提下，各种不同的主义多数时候是国家内部问题，张老师因此就不同主义者如何解决同主义的强势国家对本国的侵略，以及是否存在比民族国家更好的组织单位等问题，与王锐老师进行了讨论。王锐老师认为，同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恰恰展现了中国近代变革的复杂性，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是近代中国并非于理想空间内变革，它缺乏稳定的周边环境，时刻面临着不同力量的冲击。对于第二个问题，王锐老师指出，过去对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尝试，如文化统一，经济共同体等都因为现实切身的经济政治利益难以调和而无疾而终，因此打破民族国家框架，寻求国际政治联合在现实实践中很难实现。

随后，哲学系王淇老师就章太炎思想的主流问题进行了交流。王锐老师回应称，章太炎更多时候还是主张“民族之可爱”及其实践。因为章太炎的核心身份是革命者，而作为政治人物必然会思考主义如何落地的问题。最后，历史学系金凌云同学就章太炎对个人自由的看法提问。王锐老师回应称，章太炎主张“大独必群”，认为个体独立性与救亡图存并不矛盾，反而构成后者的理论根基。

讲座结束后，在场其他老师、同学也积极提问，参与交流。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撰稿、摄影 | 庄堉

审核 | 宁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