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1949年12月2日—1992年11月17日），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党组成员、副主席。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后被改编为电影。1988年完成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1991年，路遥因此而获得茅盾文学奖。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路遥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2019年9月，《平凡的世界》入选学习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8家出版机构联合推出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19年9月25日，路遥被中宣部等部门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总策划|何兰生
监制|白锋哲
张凤云
文|石磊
编辑|巩淑云
美编|刘 念
出品|农民日报社
1992年11月17日8时20分，年仅42岁的路遥病逝于西京医院，离去之时，没有一身体面衣服。陕西省作协秘书长晓雷急忙给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打电话，李秀娥立刻在财务处借钱，匆匆赶到就近百货商店，不同颜色衣服，整整买了三套，还包括一顶黑色呢子礼帽和一双亮铮铮的皮鞋。
好友航宇回忆，这些衣服都是比较时髦的，路遥生前从未有过这么好的穿戴。虽然此时他已是全国知名作家，陕西省省长白清才，也委托秘书李宝荣前往医院为他送别。尽管如此，仍难掩路遥离去身影的凄凉，妻子女儿都远在外地，只有弟弟九娃在身边。
给路遥穿上李秀娥送来的这些新衣服，并不容易。航宇只好爬上病床，把已经有些僵硬的路遥抱起来，这样九娃给他穿衣服就方便一些。航宇回忆说，“可当我从病床上抱起路遥时，我几乎感觉到我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根掏空了的树干，轻飘飘的。”
生命脆弱。
早晨从中午开始
路遥一生好强，几乎以强迫症般的热爱和偏执，投入到文学事业中，辛勤的劳动过程，常常昼夜颠倒，正如他所说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又靠大剂量香烟和咖啡维持兴奋，严重透支着自己的健康。在构建了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庞大文学世界的同时，却放任肝病不断将自己蚕食。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斩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短短不到两年后，荣耀高潮尚未退却，路遥的生命却最终被掏空，这个农民的儿子对于农民生活的捕捉和思考，对于一代农家子弟挣扎和奋斗的记录和吟唱，遂成绝响。
重读作品，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好怀念。
实际上，《平凡的世界》尽管得到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肯定，路遥却没能看到这部作品在后世取得的更为广泛的巨大影响力。今天我们总在书店或电商平台显要位置看到它，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在不断谈论它，可多数时候，我们已忘记这部小说在当年发表时所遇到的挫折，忘记这部倾注路遥巨大心力的作品面对当年批评界冷遇甚至奚落时他的黯然神伤。
路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重读《平凡的世界》，悲情和感伤，仍旧徘徊不散。毕竟，与匠人春蚕吐丝式的机械劳动不同，这是一部用生命全部热情和能量写下的作品，它凝结着巨大的时代素材，而作为个体生命的路遥，也正内在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平凡的世界》拥有史诗般的雄浑气魄，编年史和全景图式地展示了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的当代改革初期历史。路遥为此花费了与写作几乎一样长的时间做准备：地毯式查阅历年重要报刊、研究农田水利等各方面专业性书籍、下到矿井体验生活，乃至于借熟人关系“参观”高级领导人的卧室和客厅……以上种种，帮助路遥积累了全方位的社会素材。
为了在文学上获得更好表现力，路遥还重新集中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红楼梦》是第三次阅读，而对他影响至深的《创业史》，已是第七次研读。
整个写作过程，路遥宛如苦行僧，常常通宵达旦、点灯熬油，以至于经常一天的劳动过后，手脚麻木、筋疲力竭。他想要做一番文学的事业，对此内心担负极强使命感，就如同他的老师柳青一般，路遥也并不把文学看成是一己悲欢的消遣，而是将它放置在记录和表现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上。因此，和《创业史》一样，《平凡的世界》也成为我们今天重访一个时代的重要路标。
“劳动自身就是人生目标”
“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这是路遥的文学观。
如果柳青的《创业史》记录了新中国初期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并且饱含着创建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文学努力，那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则展示了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中期一个改革时代的转折性变革。
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肯定，是同时代写作的主流路线。陈焕生们在这个过程挺胸抬头起来，章永璘们所经历的个人苦难，也得到历史补偿，更不要说所谓寻根派和先锋文学的个人主义气质。
与此不同，《平凡的世界》的改革史书写，却更看重具有集体性特征的匿名性力量在此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什么是匿名性力量？就是千千万万默默无闻者生活奋斗的合力。
路遥看重它，当然不能说就是否定个体价值。在路遥看来，个体价值极为重要。对个体价值的肯定，是当代中国改革进程正当性的重要保证，无论农村改革还是城市及工业改革，都高度看重自主性和能动性。也只有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孙少安才可能在农村办起个体烧砖窑，孙少平也才可能背起行囊离乡进城闯荡新生活。改革正是要肯定此前历史过程有所忽略的个体价值，鼓励人们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为新时期社会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然而，在路遥看来，个体价值固然重要，可个人在历史面前毕竟沧海一粟，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具有集体属性的匿名性力量，个人只有在一个总体过程中，才能获得自身价值和意义。
可以说，《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的成长史，便正是一种匿名性力量与个人自我执着相互较量的历史。
离乡进城经历漫长艰辛的揽工汉时期后，孙少平终于在大牙湾煤矿获得正式工人身份。井下工作“危险而劳累”，这并不是一个肥差，煤矿甚至对他的很多同事而言只是一个急于逃离的跳板。然而对于贫苦农家出身的孙少平，这份工作却弥足珍贵，“不仅工资有保障，而且收入相当可观”：
钱对他是极其重要的。他要给父亲寄钱，好让他买化肥和日常的油盐酱醋。他还要给妹妹寄钱，供养她上大学。除过这些，他得为自己也搞点建设，买点他所喜爱的书报杂志。另外，他还有个梦想，就是能为父亲箍两三孔新窑洞。他要把这窑洞箍成双水村最漂亮的！他自己今生也许不会住这窑洞。他只是要给故乡一个证明：证明他孙少平绝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他要独立完成这件事，而不准备让哥哥出钱——这将是他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
如果路遥1980年代初期的小说《人生》中主人公高加林会给人留下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法国外省青年那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印象，那么在孙少平身上，高加林那种冷冰冰带有强烈“经济人”特征的铁石心肠已经为另一种精神气质所替代，这就是英雄主义般个人完善的追求和对责任的超额承担意识。
在孙少平看来，只要他能自己独立把新窑洞给家里箍起来，这不仅将证明他的能力和气魄，还“将是他个人在双水村立的一块纪念碑”，尤其，他的努力还更指向某种要求他人承认的诉求，这种诉求甚至包含着狭隘的报复性：
当我的巴特农神庙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它的辉煌。瞧吧，我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体面的神态。……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唾沫星子溅别人一脸！
孙少平在田晓霞面前这番口无遮拦的夸夸其谈，显然有几分一厢情愿式的自我沉醉。不难想象，即便孙少平不折不扣达成自己的“梦想”，父亲孙玉厚真的会依照他想象的方式去领会这份体面和尊严吗？
《平凡的世界》剧照
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
“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路遥说，“这是我的基本人生观点”。
当孙家的新窑洞立起之时，孙玉厚仍还是那个一如既往的朴实农民，没有像孙少平说的那样，变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属于“不变人物”的形象序列，这个序列中的人物形象往往高度类型化和符号化，保持基本不变的精神气质；与此相对，以孙少安、孙少平、田福堂等为代表，则属“变化人物”的形象序列，随时间挪移和情节发展，他们身上发生着身份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
不严格说来，《平凡的世界》中主要人物往往是“变化人物”，而辅助人物则往往是“不变人物”，主要人物的“变”，往往与“成长”关联在一起，而辅助人物的“不变”，则往往与某种“价值”绑定。孙玉厚形象的“不变”，彰显出的正是某种不因贫富外部条件改变而改变的朴素而厚重的道德价值。
甚至可以说，《平凡的世界》的“题眼”，在最直接和表层的意义上，正是由那些“不变人物”所标注。在这一点上，王世才这个形象非常重要。小说将平凡的崇高价值赋予这个颇具象征性的人物身上，而在对王世才之死的挽歌中，路遥用激昂的语言，几乎把《平凡的世界》的主题思想和盘托出：
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只是他近二十年间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
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是的，生活之树长青。
这段祭文里，路遥强调，王世才，这个普通人的名字，注定要速朽于人间；然而他的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却是永恒的。
生活大厦并非英雄和伟人所根本奠定，而是由如王世才这样普通劳动者的无名集体真正创造出来，“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与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一样将万古长青。
我们再回到孙少平。我们看到，在这里，孙少平所试图建立的那座“个人”纪念碑便与这一座“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形成有意味的对照。在《平凡的世界》的叙事世界中，路遥高度同情孙少平走向农村外的大世界的追求和奋斗，毕竟这一形象是包括曾经路遥自己在内大量志存高远的农村知识青年处境和心态的真实写照。
十九世纪前期欧洲浪漫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托马斯·卡莱尔坚持一种近乎不可理喻的“英雄史观”，他决绝地认为“世界历史是伟人们的传记”。孙少平亦时常通过阅读伟人传记来激励自己，这对他个人主义思想的形成相当重要，其核心特点就是极强的浪漫性和英雄气。然而，这却也并不是孙少平形象全部。
虽对城市文明的大世界充满向往，但不得不说，孙少平又仍保有着乡村伦理共同体的价值信念，尤其还保有着社会主义带给他的强烈的人民性意识。因此，孙少平的性格逻辑绝不会让他成为“个人主义末路鬼”式的人物。对他而言，任何个人价值追求冲动背后，都有坚实的集体性价值观念作为基础，即便只是为证明自己，他的胸怀中，也总涌动着一种为更高价值奋斗和献身的冲动。
师傅王世才的死，对孙少平人生观的最终确立同样至关重要。他在师傅的精神气象中真真切切看到平凡的价值，并决定将此作为自己真正的人生指南，这构成孙少平真正人格成熟的标志。
《平凡的世界》剧照
小说最后，即便有唾手可得机会进入他曾心心念念的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他却毅然决然选择重回大牙湾煤矿，并立志投身中国煤炭生产的现代化事业之中。在这里，孙少平主体世界中对于自我的执迷，最终与某种匿名性力量融合在一起。
《平凡的世界》也正结束于“个人”和“匿名”两座纪念碑的合一之中。
这正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尝试建造的匿名性纪念碑的真正含义——它不是单纯强调奉献和付出，而是同时强调在奉献和付出过程中个人的满足感和归属感。正如发生在孙少平身上的情况：只有起源于自我和自我完善过程中所深切体会到的献身冲动和匿名冲动才是可能和可欲的。同样，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最终只有在匿名性的纪念碑之中，孙少平的自我才是可被承认和真正可坚固确立的。对于这一点，路遥的写作毫不怀疑，十分坚定。
“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路遥二十岁左右时，他也记不清在什么情况下，“很可能在故乡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行走的时候，或者在小县城河边面对悠悠流水静思默想的时候”，他产生了四十岁之前写个大部头的念头。这个念头，让无数牛马般的劳动者，走进了他《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最终的价值归宿，是匿名性概念所指涉的历史力量，是千万劳动者用无名的方式为自己树碑立传。
在1980年代书写改革历史的文学脉络中，如果说改革文学整体面貌中特别强调“利”这个因素，表现改革如何调动社会积极性，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如何将物质财富与人的精神革新联系在一处；那么《平凡的世界》一个很大贡献，就在于对“名”的问题的开掘。
匿名性概念是《平凡的世界》的真正“题眼”，同时也可说是对《人生》中个人主义自我偏执所带来的现实难题的再度回应。
实际上，“名”的问题以及匿名性的价值旨归问题，《平凡的世界》多次反复予以关照。如在风景描写中，我们会发现路遥对“无名”这一形容词的偏爱：
公路两边庄稼地里的无名小虫和东拉河里的蛤蟆叫声交织在一起……
……长满了茂密的青草；草间点缀着许多无名小花——红、黄、蓝、紫，一片五彩缤纷。
无疑，路遥对于风景中“无名”因素的强调，具有很强的寄寓性。也就是说，自然事物中，被赋予了社会性的内容；而在小说对人事的表达上，路遥亦给予“无名”以强烈赞美，“无名”在此过程不断被价值化。
如李向前遭遇车祸，得到一位过路司机急救，而这位司机将伤者送到医院后随即便飘然而去，李家苦寻恩人无果。路遥借此事件感慨：
他是我们这幕生活长剧中一位没有名字的角色。这位无名者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以后，就在我们的面前消失了。但愿善良的读者还能记住他……
另如孙少安在自家经营的砖瓦厂事业“炙手可热”之时，经济“能人”胡永合再次撺掇他一同投资《三国演义》的拍摄，孙少安心动，声名显扬四方的诱惑激动着他。这时弟弟少平对他做出劝阻，直言不讳：
你现在还没必要拿钱买个虚名。……而要是白扔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你还不如拿这钱给咱双水村办个什么事……
这里，孙少安发达后那点想出名的心思被少平一语道破了，他果断听从了弟弟劝告，最终将钱回报给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实实在在的生活世界，为双水村重建小学。这才让他感受到真正的心安。
实际上，双水村小学也正是孙少安以无名方式为自己建造的一座真正的“纪念碑”，它是属于普通劳动者的纪念碑，不在虚名的飘浮里，却将在人们的口传心诵之中。
不管取得怎样成就，人都不能飘起来。路遥对自己的写作事业，同样保持着相似的警惕，他不止一个场合强调作家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无论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们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从路遥上述观点，能明显看出它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知识分子深入生活的实践要求这一历史脉络的连接，尤其对路遥而言，他的文学“教父”柳青的“言”传“身”教是至关重要的。
新中国初期，柳青写《创业史》，深扎皇甫村十四年，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在此融入过程中，将自己的工作与宏大的历史进程紧密关联在一起。无妨说，本质上这正是柳青自我匿名化的过程，由此也体现出社会主义文化风骨的一个重要面向，那就是个人事业与集体事业辩证关系的另一种探索。
由此看，路遥匿名性纪念碑的建造理想，与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精神资源，实际上保持着直接而紧密的关联与共振。
在1980 年代的社会大变革面前，于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自利伦理和奉献伦理之间复杂关系的重新整合之际，《平凡的世界》对此提出自己的严肃思考，并在同时代的各种思想声音和文学写作方式中，选择了一条几乎最具有挑战性的道路。在路遥逝世三十周年之际重读《平凡的世界》，我们应重视路遥通过艰苦思索和实践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而且，不应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对我们时代现实问题的思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