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选读》汇集多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论文，围绕鲁迅、茅盾、张爱玲等经典作家作品，深入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与思想内涵。书中既有对鲁迅与古典文学、存在主义思潮在华传播等经典议题的重新解读，也关注《子夜》《创业史》《孤独者》等经典文本的深层意涵；同时聚焦乡土文学、文学广播、科幻文学等多元议题，从历史、社会、文化与传播等多个视角，展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是了解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优质文集。
作者简介
李广益，重庆大学博雅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执行院长，重庆大学科幻文学与科技人文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市科幻学会理事长，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科幻文学与文化、乌托邦文学与思想，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比较文学》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著作5部，主编学术集刊《科幻人文》和“四十二史科幻研究丛书”。获国际幻想艺术学会杰米·毕肖普纪念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二届百万钓鱼城科幻大奖“科幻教育家”奖等多种学术、教学奖励，并多次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
目录
王 瑶 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的 “苏联化” 与 “去苏联化”
解志熙 遗迹犹存西来意— 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在 1940 年代中国流传之存证
钟 诚 国家转型、主体性与文学的作用 — 重思 “左翼鲁迅” 的意义
妥佳宁 《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
何 浩 《创业史》与建国初期的创业史— 建国初期文学实践的思想意涵
姚玳玫 从吴友如到张爱玲：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海派、媒体 “仕女” 插图的文化演绎
赵晓力 自戕以绝宗：论鲁迅《孤独者》中的继承法
王瑞静 乡土世界的多元医疗实践：细读《菊英的出嫁》
石岸书 文学广播与新时期文学的传播与转型——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小说连播” 为例
刘 洋 女性具有更细腻的情感叙事吗？—— 基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情感计算研究
编选说明
《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选读》导言
李广益
《庄子·天下》曾经忧心忡忡地论及彼时学问的分化：“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在“轴心时代”，这种区隔还只是阶层分化的精神隐现，学问的殊途呈现为不同的认识和主张经过传授逐渐形成的思想流派。时至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人类社会各个面向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实践模式和术业专攻，学科的独立化-专门化应运而生。在促成知识的巨大进步的同时，日益严密的学科体制不断引发学者和教育家的批评。一方面，现代学科“分疆裂土”之后专注于“谨守门户”的独行其是，从而难以充分涵盖不断扩展的生活世界版图；另一方面，“不反”愈远，“不合”愈深，普遍之道、整全之人也就愈发湮没不闻。
如果说学科的细分是现代社会的势所必然，那么诞生于现代社会的文学，则因其独特的质地，成为弥合裂隙的津梁。中国现当代文学，或者说成长于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新形态，不仅是语言艺术，更是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与精神图谱。它所观照的，是一个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中剧烈变动的复杂中国；它所书写的，是现代人在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等多重进程中的总体性经验；它所回应的，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对此，文学内部研究往往限于审美形式的自律性，难以穷尽其历史肌理与社会内涵。编选这部《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选读》，既是为了彰显跨越边界、展开文学诸维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更有意通过多学科视域的交织与碰撞，重识文学与文明历史和生活世界的血脉关联，在碎片化的现代学术版图中，辨认和回归那失落已久的“天地之纯”与“古人大体”。
这个整全的视野，首先要求在“国文”之中贯通古今。在《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一文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王瑶以其深湛的古典修养与敏锐的现代眼光，透辟地讨论了鲁迅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联。他指出，魏晋文章以其独立性、批判性、说理性独树一帜，而鲁迅杂文是在革命语境下对这一文脉的创造性转化。不惟文体取法魏晋，鲁迅的人格和风格亦深契嵇康、阮籍。正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择取”和“承传”，成就了鲁迅，尤其是其杂文的战斗力量与艺术高度。因此，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学的主流，“与中国古典文学保有着血肉的联系，并标志着中国文学历史的新的发展”。王瑶进而认为，鲁迅亦受到外国文学、民间文艺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是更为显著的”。这个论断，不仅是对鲁迅个人的定位，更在道统的意义上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合法性，至今仍宜深思。
中国现当代文学既受中华文脉滋育，又在与世界的交汇激荡中获得求新求变的智识和动力，是以王瑶亦有专文论述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相关研究众多。然而，除了翻译与流通，影响与接受，理论的旅行或文类的跨界，世界文学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否还有别具一格的认识论价值？对此，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苏联化”和“去苏联化”》富有启发。一个拥有深厚文学传统的国度，一个从独特的革命经验中成长起来的体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短暂而全面、深刻地拥抱另一个国度的文学传统与体制，受惠于斯，亦受制于斯，这是世界文学史上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一幕。洪子诚对这段历史经验的细致考察，不仅极有必要地拓展了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认知框架和探索空间，更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理论构成了有力匡正。它有助于我们在宏阔的视野和真切的语境中，理解文学之于现代国家的意义与可能，探讨如何对待边界之外的文化资源，思考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一元与多元的辩证关系。
如果说，以制度性的“一体化”参与冷战格局下的国际合作与斗争，是文学通向世界的一条道路的极致，那么在另一条道路的尽头，则是更具普遍意义的现代社会个体心灵困境。这是存在主义思潮在现代哲学中蔚为大观的根源，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哲人和文人“心同理同”的缘由。对于解志熙而言，经过辨析和取舍的存在主义，不是一时一地的主题，而是源于对“存在”始终不渝的关怀、贯穿其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与生命态度。由此衍生的“文学行为的实存分析”，在对若干现代文学名家言行的考辨中，被运用得通透犀利。《遗迹犹存“西来意”——存在主义在1940年代中国流传之存证》往复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稽考1940年代中国学术界、文学界、思想界的存在主义译介与思辨，进而在思想史与文学史深度融合的视域中，旌表了一批中国学人和作家内化存在主义之后的风骨。文学不惟立言，更需立德，但或许在哲思的烛照下我们才能看清，虚无和浮华之中，沉淀了怎样的新德性。
直面存在的决断之所以重要，还因为现代社会为文学既提供了自足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空间，又铺设了积极介入现实的路径。有抱负的作家固然秉持某种文学自觉，亦因浸润这种自觉的创作获得认可，但很多时候并不会因为这些程度不一的自觉和认可而形成单一的身份认同和行为趋向，而在笔墨之外复有担当，这就使跨学科视角变得重要甚至必要。如果没有鲁迅这样的文学家（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中国晦暗不明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严肃而执着地探索通向“人国”这一价值理想的实践道路，鲁迅与“左联”之是非争议就不会具备召唤政治社会学视角的意涵；而价值理性、目的理性、主观理性、客观理性等若干范畴的进入，以及对于现代国家构造和政党政治的深刻理解，成为钟诚通过《国家转型、主体性与文学的作用——重思“左翼鲁迅”》，有分寸地批判分析“左翼鲁迅”或“政治鲁迅”、有力地校正扁平化理解的关键。如果没有茅盾这样的文学家（文艺工作者）以宏大气魄书写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在军阀混战、革命斗争、经济危机交织中的浮沉挣扎，其《子夜》《林家铺子》以及“农村三部曲”等一系列作品就不会长年引起研究者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视角细究深论的兴趣；由这条路径的延伸，乃有妥佳宁在《〈子夜〉中的资产阶级何以民族、经济危机何以世界？》中，超越将《子夜》简单视为经济史史料和将经济史笼统作为《子夜》创作背景的两种做法，通过抽丝剥茧般的细读，揭示茅盾在酝酿和写作这部小说真正针对、真正回应、并真正与之周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取舍得失。如果没有柳青这样的文学家（社会工作者）在1940-50年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从亭子间走向田野，真诚而坚定地投身于乡土中国的史诗性变革，就不会出现《创业史》这般只有放在社会史、精神史的脉络中才能充分把握的巨制；也正是来自这些脉络的性气、公私、道理、时势等与中国人血肉相联的本土“标识性概念”，使得真正诞生于社会改造和变革的文艺创作及其背后的实践经验，在何浩的《〈创业史〉与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建国初期文学实践的思想意涵》一文中得到熨帖评价。
在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之外，社会生活的微观层面同样需要多维度的精细透视。在《从吴友如到张爱玲：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海派媒体“仕女”插图的文化演绎》中，姚玳玫以美术史的功力和眼光，将叶灵凤、张爱玲等人创作的“文学图像”置于晚清以来海派媒体插画发展脉络中比照分析，从而对不同作者相较前人的创造性、相较他人的个性，以及文学与图画如何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近现代上海市民文化的演变，做出了细致而贴切的分说。在《自戕以绝宗：论鲁迅〈孤独者〉中的继承法》中，赵晓力围绕着宗法社会“宪制”的名作重读指出，新文化运动矛头所向并非空泛的礼教，而是一套精密而严苛地组织着生死、规定着代际关系的基本制度和逻辑。据此，他将魏连殳的决绝反抗精准而传神地定性为“自戕以绝宗”，展现了在“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地带拓殖者的识见。在《乡土世界的多元医疗实践：细读〈菊英的出嫁〉》中，王瑞静依靠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跳出了启蒙或民俗的窠臼，不仅把目光从菊英病故后的冥婚转向菊英患病时的医治，更代入菊英母亲和菊英的下层民众视角，感同身受地理解她们在一个多元混杂的医疗世界中的判断和选择，理解一个忧心如焚的母亲和一个未谙世事的孩童在生死之际的怕和爱，从而在医学人文的意义上揭示了这类疾病和医疗书写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质既体现在生活经验和观念意识，也体现在其传播媒介和过程。经验和观念的变化未必一目了然，媒介及其机制的演变却清晰可辨，而且往往立竿见影。在传播学视角激活这个隐而不彰的重要维度之后，文学研究首先对印刷媒介和文化产生了强烈兴趣，继而沿着社会趋向，朝着多媒介、跨媒介、媒介转换的方向纵深发展。在石岸书的《文学广播与新时期文学的传播与转型——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为例》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文学史遗忘或忽视的“文学声景”，更好地理解当代文学及其社会影响，还能在不同类型的文学与媒介的亲疏演变中，获得关于国家建设、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的诸多启示。
最后，随着工业化的最终实现和技术社会的加速发展，科技终于走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台。对于文学研究，科技除了重塑世界观和人生观，造就新的社会场域、生活方式、城乡景观，改变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方式，晚近更贡献了新的方法。刘洋的《女性具有更细腻的情感叙事吗？——基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情感计算研究》，便是方兴未艾的计量文学研究的一次精彩操演。基于精心构建的情感词典和科幻小说语料库，他不仅用严谨的建模“远读”证明，“女性作家的情感叙事更为丰富细腻”这个常见看法对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是不成立的，还为新的细读提供了坐标和问题。随着算力和算法的不断增强，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计算将很快超越对质性文学研究中的种种“意见”“判断”的证实或证伪，在文学和文化前沿开拓全新疆域。
在本书付梓之际，AI大模型正在大洋两岸竞相迭代，时代浪潮席卷世界。这固然是一个令人无所适从的时代，但也正因为“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学科壁垒开始动摇，“新的综合”曙光已现。在人工智能的洪流中，人因自己的造物可能取代自己而战栗，亦因这一造物而得以跳出分裂的道术对身心的局限，在危机中回到原点，成就智性的整全，进而在行动中求其会通。因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既是学理上的水到渠成，又可由“善假于物”而事倍功半，更为社会发展之切要。在此基础上，藉由文学的力量，引导人们建立清朗健全的历史观念和现实认知，走向更加广阔的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在新的天地中安顿身心、有所作为，乃是人文教育的未来使命。
编辑 | 吕文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