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庆大学哲学系黄铭副教授的专著《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由三联书店出版。以下为来自“三联学术通讯”的推文。

董仲舒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作为西汉大儒、《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开创的以天人之道为核心的经学体系，为“大一统”秩序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本书围绕董仲舒的《春秋》学展开，作者基于《公羊传》及何休《春秋公羊解诂》的内在理路，推演展示董仲舒《春秋》学的诸多面向，包括董仲舒《春秋》学中的“天”哲学，他对《春秋》之“辞”的“方法论”式论述、对“大一统”与天人灾异的思考等；进而分析董仲舒如何以《春秋》“微言大义”，发明君臣伦常、推行改制思想，以达至“复古更化”的终极关切。在阐明董仲舒《春秋》学的宏观意识形态建构外，也关注其“《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开启。

黄铭，1985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中国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学研究，侧重《春秋》学与《礼》学。

《推何演董》序一

黄铭的博士论文《董仲舒〈春秋〉学研究》，在经历了这些年来的沉浸打磨后，终于要以《推何演董——董仲舒〈春秋〉学研究》为题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了，真为他高兴，也顺致祝贺！

黄铭的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都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就读的，而硕、博又是在我名下的学生，现在其就读时的研究成果出版在即，他让我写个序，于理于情我都是无法推脱的，但我还是觉得略有为难。之所以会为难，主要是因为就“《春秋》学”而言，我并没有做过系统深入的专门研究，对之充其量只能说仅识门径之大概，离登堂入室尚远，更遑论窥其堂奥了，故而觉得很难做出有真正学术价值的点评。这当然是与我们这代学人在学术上的先天不足相关联的。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为中国传统学问正宗的儒家经学早已失去了以往的“光环”，以后更是每况愈下，近乎凋零，唯剩下少之又少的几位学者还在艰难地做一些经学史研究的坚持，如我的师祖周予同先生那样。上世纪50年代，周予同先生还坚持在复旦开设经学史课程，这在当时的高校中绝对属于凤毛麟角了，我的老师朱维铮先生、许道勋先生就是随周先生治经学史的。但好景不长，到60年代初，复旦“中国经学史”课程就被取消了。至十年浩劫之时，不仅传统经学被视如“洪水猛兽”，连经学史研究居然也成了不能触碰的“雷区”。当年，作为周予同先生首届研究生的许道勋先生，只能私下里偷偷整理自己所记的周先生“中国经学史”的讲课笔记，并做了些注释，这竟成为了周先生后来仅存的“中国经学史讲义”。

我们这代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的人还算幸运，终于又能上经学史课了。但严格说来，经学史还只是学术史范畴的，与真正的经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纯经学的训练，对我们这代学人说来是缺失的。当然，同辈中人也有靠自己硬啃而进入纯经学研究领域的，但人数绝对少之又少。

我们下一代的学人比我们幸运了许多，学术研究的禁区更少，尤其是那些属于古代中世纪领域的学问。他们比我们这代人的优势，在于最基本的中学训练完整，进大学的时间没被耽误，思想开放的氛围更浓。于是在不少高校中涌现一批相当优秀的青年学人，他们已不满足于原有课程体系的畛域，自己组织起一些小型的读书会，找一些课程中没有、过去不敢碰的中外经典原著进行研读，通过讨论争辩，集众人的智慧增进学问，比如说我们复旦哲学系的孙向晨、丁耘、曾亦、郭晓东等的读书会就是一例。所以，在我看来，他们这代人在学术的专精度上胜过了我们这一代，当然这也是应该的。

黄铭是又下一代学人了。他跟我读研，我私心是希望 他能做哲学史或思想史方面研究的，但没有规定方向。这也 是我一贯的风格，不想让学生限在老师的思考范围内，而是 应该找自己真正有兴趣的题目去研究。他参加了曾亦他们的 读书会，很快就被经学牢牢地吸引住了，决定以后的研究方向就是经学，具体落实下去就是“《春秋》学”和“《礼》学”。当他向我汇报时，我没有反对，只是提醒他这一课题对他这个年龄的人可能会遇到的研究上的难度，希望他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想到的是，他还真有点“扎硬寨，打呆仗”的精神，一点点地去啃这块“骨头”，硬是把它啃下来了。他最终确定博士论文做董仲舒的“公羊学”，我也只是在论文的框架、章节的编排、文字的表达方面做了点工作，具体内容都是他自己研究的结果。如真要说具体的指点方面，曾亦和郭晓东倒是给了黄铭不少帮助，那是不能不提的，否则就掠人之美了。

博士毕业后，黄铭到同济大学跟曾亦做博士后，继续做他的经学研究。这以后他就到重庆大学去任教了。工作这些年来，黄铭除讲授经学课程外，继续着他的研究，学问又有了精进，在《复旦学报》《哲学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其博士论文也得到了进一步润色，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添加了本书的第五章“《春秋》决狱”、新引用了一些出土简牍材料等。

不好意思，上面拉拉杂杂地讲了些本书以外但又与本书相关的内容，或有点“跑题”了。最后总得对此书的内容讲点什么吧？那我只能勉为其难，姑妄讲几句我读后的感觉。在我看来，黄铭此书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这是一部从纯经学角度审视董仲舒《春秋》学的专著，与我们以往见到的从经学史、思想史或哲学史角度入手的研究作品有很大不同，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拓展对董氏学的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尚不多见，而此书恰恰又是最原汁原味的董氏学。

其二，《礼记·经解》有“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之说，本书对于《春秋》“属辞比事”的方法论有详尽论述。书中将文辞的“常”“变”做了细致分疏，特别是在“变辞”中又细分出“辞随事变”“辞以决嫌疑”“辞与情俱”，可圈可点，读后能长学问。而本书对于董仲舒的各种“辞论”，也进行了分类阐述，体系清晰明了。

其三，本书确认了从何休的角度推演董仲舒思想的路径，对于董、何二人的“大同小异”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两者在公羊学的核心观点上一致，仅在解经方式上有区别。同时又能够通过大量例证，揭示由“以例解经”和“以义说经”带来的巨大的义理差异。许多分析堪称细腻精到，如关于赵盾、逢丑父的论述。同时，本书对何休的功过也有自己的评判，见解公允合理。

最后，本书值得称道的还有将《春秋》学与礼法之学的结合，第五章论述《春秋》决狱便是典型。《春秋》是礼义之大宗，既是礼书，也是刑书。《春秋》与礼法的结合， 不仅对经学研究有益，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也不无禆益，如中 国法制史的研究。

我真心为青年学者的成长感到高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和工作，儒家经学近百年来命途多舛，几成“绝学”，然而到黄铭这代学者手里又开始露出勃勃生机，这正是“重整河山待后生”！

是为序。

《推何演董》序二

汉人治经，首辨家法，洎乎永嘉南渡，师说泰半散佚。浸演至于近世，唯《礼·丧服》与《公羊》尚得以条例求之。昔孔子既不得行道于当世，乃颇事剟述古书，唯于《春秋》，则有制作焉，盖以存素王之志耳。汉人称《春秋》为“五经之管钥”，欲以网罗众经，以为非此不得其门而入也。近十数年，经学日显，不独吾国数千年学统赖以接续，且以经义能济世，非若哲学向壁虚造、不切实用之比也。

余尝读《魏书·张吾贵传》，颇叹其强勉好学。吾贵少聪惠，其后治诸经，读书一遍，即能“别构户牖”，并多出新异之说，遂致世人竞归之。尝闻人为其说《左氏》，乃能开讲授徒，不出三旬，便得隐括服、杜两家之说矣。吾贵素又口辩，及其为学，常强辩以饰其非，且好为诡说，不本先儒之旨，其学遂不得久传矣。今亦有一等人，常效吾贵为学，博而寡要，又能倚马而成书，然性好毁人自夸，谰言欺世，则又斯其下矣。《汉志》称俗儒“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正谓此辈也。

黄君则不然。昔者黄君从余读《公羊》与《丧服传》， 积日累年，乃有所成，可谓好学笃志，乐以忘忧者也。日下治经学者愈众，其中固有影附而从者，然能为时辈所畏者， 则黄君殆其人耶？黄君所撰博士论文，即以董仲舒为题。近 百年来，传统经学日渐凋落，吾国之学术范式莫不为西学所 主导，而治中学者亦多蚁聚其间，可谓异尚而同归也。董子 殆为汉儒所宗，其书又颇涉天人、阴阳及人性之说，极富思 想，故中学之徒亦多善其学。余观近人研究董子之书论固夥，然少有由经学门径而入者，至其善者亦不过捃摭綦详，而发明则殊鲜。今既入不由户，又焉能观董书中宫室之美哉！盖董子本《公羊》冢嗣，其学俱传在学官，虽未尝若汉末何邵公为章句条例之学，然观其所论，犹同道相继，常有若合符节者。今黄君治董子学，乃直探其说之本源，即立足于《公羊》传注，寻根而溯源，推何而演董，迥不同于通常治董子学者。

黄君此书，余尝颇读之，以为其所优长者，殆有二事：其一，对《春秋繁露》所赅书法之推究。《礼记·经解》云：“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历代学者莫不重视《春秋》之辞，而元赵汸《春秋属辞》、清庄存与《春秋正辞》，殆其著者也。今人治董子书，几无有系统寻绎其辞者，而黄君之书，余以为开先河者，洵不虚焉。该书总结《春秋》之辞约二十余种，而其所论温辞、婉辞、诡辞、微辞等，尤细腻透辟，足见黄君沉潜日久之功也。

其二，黄君又素擅丧服之学，近年尤颇用功于此。是书盖本其博士论文而成，其后数经修订，颇见其近年学术之思考，令人常有瞻望弗及之感焉。黄君近又涉足唐律研究，种种心得于是书中时有呈现。案，《论语》中有“父子相隐”一条，素为今日学者所重视。然《公羊》之旨正在“亲亲”，则“父子相隐”实属其应有之义也。尝考《公羊》一书，所论“亲亲相隐”者有数事，如季友治其兄狱、季札避居延陵、子叔姬讳淫等，黄君皆一一剖析其义。然历来研究者囿于所学之偏狭，多徒事于伦理层面之往复辩诘，其论难免浮泛彷徨之失。黄君又立足于汉晋以降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尤其结合唐律及今人相关法律学成果，左右采获，于是其议论之精博，迥非一般纯哲学研究之闻肤见可比。凡此，足见黄君所论诚踊绝于同侪也。

是书之撰，颇已有年矣。今值此锓板之际，黄君嘱余作序，乃欣然相从，以尽余所期盼之殷焉。

是为序。

辛丑岁末序于沪上四漏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