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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成功举办第一届“经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
日期:2023-10-16 20:34来源: 作者:

2023年10月14日-15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联合主办,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承办,《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协办的第一届“经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学A区成功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的三十余位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10月14日上午8点半,会议在重庆大学A区主教学楼504会议室拉开了帷幕。在重庆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文涛教授的主持下,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研究员先后为会议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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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哲学系主任张文涛教授主持会议


首先,李广益教授代表高研院全体师生向本次前来参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并且详细介绍了重庆大学经学研究的历史渊源,同时展望了经学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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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李广益教授开幕式致辞


接着,张志强研究员在致辞中指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重庆大学哲学系是建立在古典学基础之上,深度融合了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的研究传统,不仅顺应了当今哲学界的研究潮流,也与社科院哲学所强调的经史传统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从中国文明的视野理解中国哲学、把握经史传统对中国哲学的奠基意义等学术方向高度地契合。他代表哲学所预祝本次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并对重庆大学哲学系的发展表达了美好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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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研究员开幕式致辞


最后,刘丰研究员在致辞中认为,中国哲学研究是从近代经学的废墟中走出来的,因此从经学角度对中国哲学进行研究,可以使得传统经学和中国哲学都能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所以,重庆大学哲学系倡导的本次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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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研究员开幕式致辞


开幕式结束后,会议进入了主题汇报环节。首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老师发表了题为《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的报告。吴飞教授指出,经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分类是今人研究经学需要思考的首要难题。经学最重要的三种分类方法——“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概括了经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角色。史、礼、文共同构成经学整体的文明形态,具备了进一步哲学阐释的丰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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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老师主题报告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丰研究员发表了题为《〈礼记·礼运〉与战国时期儒家历史哲学的建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刘丰研究员将《礼运》篇看成首尾一贯的整体,认为《礼运》篇通过论述礼之运转,对“大同-小康”之世的说明,对理想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对比,进一步阐明了礼的普遍性意义,从而树立了儒家的理想社会形态论,同时也对老庄道家思想进行了批驳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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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刘丰研究员主题报告



最后,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发表了题为《从“六经皆先王之法”到“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论黄宗羲与浙东学派的经学观衍化》的报告。陈畅教授认为,黄宗羲、章学诚的经学观“六经皆先王之法”、“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与王阳明“六经者,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从王阳明到黄宗羲再到章学诚,体现了同一思想脉络中各个层面的逐渐开展过程。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心学对于实践性的强调,对于人类实践行为之政教目标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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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主题报告


主题报告结束后,会议进入到分组讨论环节。上午10点45,第一场分组讨论开始。第一会场的学术研讨在主教学楼504会议室开展,刘丰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任蜜林研究员、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谷继明教授依次进行了报告,中山大学哲学系陈畅教授、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邝其立老师进行了点评。任蜜林研究员在报告《“〈易〉为之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中认为,与刘向相比,刘歆对于《易》学则有系统的构建。在“《易》为之原”思想的指导下,刘歆把《周易》置于“五经”首位,认为《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著作;在“天人之道”思想的指导下,刘歆创作了“三统历”,以天统指导人统,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谷继明教授在报告《梁武帝与南朝的义疏易学》中介绍了梁武帝是义疏《易》学的代表者,相关残存文献中有不少有价值的信息,包括《文言》是文王所制、人更七圣、妙体殊用等,以及对郑玄爻辰说的反驳,这些都体现出了南朝易学的诠释特色及其思想特点。


同时,第二会场的学术研讨在主教学楼515会议室开展,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担任主持人,四川大学哲学系曾海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傅正助理研究员依次进行了报告,李长春副教授、曾海军教授、《中山大学学报》仝广秀编辑依次进行了点评。曾海军教授在报告《哲学与经学的会通——以“一阴一阳”的阐释为例》中,尝试着以“一阴一阳”的阐释为例,一方面呈现出经学史上的基本含义,一方面又选取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二者的对比中思考哲学与经学会通的可能。李长春副教授在报告《德性政治:一个基于经史传统的考察》中基于传统文献,分析了德性从族群或政治体特质向个人品质转变的过程,指出了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德性论转变成为心性论,美德政治也转化为道德政治。傅正助理研究员在报告《愈去愈远:论刘咸炘、何炳松的章学诚研究》中指出,刘咸炘与何炳松一样持有“综合史观”,与胡适等“史料派”判然有别,且三者都与章学诚本人的思想主张愈去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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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30,第二场分组讨论开始。第一会场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匡钊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宫志翀老师、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朱学博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董卫国副教授依次进行了报告,宫志翀老师、匡钊副研究员、董卫国副教授、朱学博副教授依次进行了点评。匡钊副研究员在报告《论孔子与其后学的精神修炼》中认为,孔子后学普遍坚持一种“贵心”的态度,使得孔子的“仁”可从“爱人”与“自爱”的维度予以审视,从而在精神修炼技术上化为“内省”与“忠恕”。在此基础上,孔子后学又诞生了关于“诚”与“独”的思考。宫志翀老师在报告《康有为论“时”与“命”——〈论语注〉的一个侧面》中认为,“命”及与之相关的“时”是《论语注》的重要侧面,与康有为着重阐发的大同、神明、仁、命等四个议题,尤其是“仁”与“大同”的重新定位,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密。康有为论“时”与“命”实际上化解了三世说的激进性,恢复了儒家的精神气质。朱学博副教授在报告《诸子之风到经师之气:宋代〈诗经〉学递嬗新论》中指出,从北宋欧阳修、王安石等学者代表的各立新说、纵横争鸣到南宋诸儒守正崇理、力求统摄,两宋《诗经》学显示出一种类似战国诸子之风到汉儒经师之气的嬗变。正视这一递嬗理路,将更好消解“疑经变古”说的逻辑困境。董卫国副教授在报告《辟告子、辟墨家、辟农家——孟子对儒家人文精神的辩护》中提出,在孟子的诸多论辩中,与告子辩人性善恶、与墨家辩兼爱与仁爱、与农家辩劳力劳心的三次论辩,正好涉及到人性论、伦理观和文化观,而三者恰构成了先秦儒家人文精神阐发中的关键问题。


同时,第二会场由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张帅副教授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学报》仝广秀编辑、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杜艳老师、重庆大学历史系郭畑副教授、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闫云副教授依次进行了报告。郭畑副教授、邝其立老师、傅正助理研究员、重庆大学哲学系副主任田探副教授依次进行了点评。仝广秀编辑在报告《行其所无事:理学视野下的大禹治水与三代政教原理》中指出,理学家眼中“行其所无事”是治水、治心与治天下的共同原则,对应着心灵、自然与政治三重秩序。“行其所无事”具有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意义,是三代政教原理的集中体现。杜艳老师在报告《简论〈尚书〉性质定位》中,分析了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两种学说:发端于《庄子·天下篇》、盛行于先秦与西汉的“《尚书》道事”说,起源于《礼记·玉藻》、经刘歆和郑玄等人发展的“《尚书》记言”说。杜艳老师认为,“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郭畑副教授在报告《保守的光谱——宋代的非孟思潮及其论争》中梳理了宋代非孟思潮的激化过程,围绕非孟、尊孟之争中的君臣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意图深化对宋代非孟思潮发展、政治立场分化、理学思想演进的理解。闫云副教授在报告《立国根本规模与政教相维机制——吕祖谦〈左传〉学的政治思想透视》中介绍了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所著《左传》学,认为他以立国根本、治体规模为视野,透过对春秋历史政治经验的提炼和省视,建构了以立国根本规模和政教维系机制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提出了以天理良心、根本规模、纪纲制度、风俗教化等要素内外相维的理想秩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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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点15,第三场分组讨论开始。第一会场由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董卫国副教授担任主持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郭超颖副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张帅副教授、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黄铭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罗高强老师依次报告,张帅副教授、郭超颖副教授、罗高强老师、黄铭副教授依次进行了点评。郭超颖副教授在报告《两汉三〈礼〉礼义演进梗概》中指出,三《礼》文本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线交叠并最终融通的脉络问题,而郑玄融会今古的学术建构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三礼”学范畴下三《礼》文本经典化的问题。张帅副教授在报告《明体与达用:明代〈周礼〉学思想研究》中指出,明代的《周礼》学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明体,由偏重于对外在社会的影响,转向主张从心出发教化万民,从而推动礼治的发展;二是达用,疑经派与信古派在针对《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推动了《周礼》研究的经世致用趋向。黄铭副教授在报告《渐进复古中的忧患——论张锡恭〈修礼刍议〉与公羊学》中指出,张锡恭《修礼刍议》在考证礼学原理的背后,实有一条反向利用公羊学“三世”理论的线索,表现为以庶母服带动所生母服复古的“渐进”路线。但张锡恭的主张在关键议题上未被采纳,其因在于唐、明以来人伦“尚质”的倾向不可逆转,这一点与公羊学的主张相通。因此,丧服制度流变的研究,应该引入公羊学的“文质”概念。罗高强老师在报告《从“尝粪”视角考察孝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极致化建构》中认为,“尝粪辨疾”的来源是中国上古时期管理贵族生活的知识总结。这种孝行在两宋以后才大量见载于史册的原因,在于两宋以来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以及政府持续地舆论宣传。


同时,第二会场由重庆大学哲学系田探副教授担任主持人,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秦峰老师、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徐冰老师、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邝其立老师依次进行了报告,徐冰老师、秦峰老师、杜艳老师依次进行了点评。秦峰老师在报告《良知与四端——王阳明论道德心的结构》中认为,王阳明以是非之心言良知,良知是既虚且实的智德。是非之心统括四端,表达了良知的性情一体,其经典的依据是“利贞者,性情也”,而理论意义则是知行合一。故在良知体系下的是非之心与四端的关系,是知行合一意义下的是非与好恶、仁知一体。知统四端犹如朱子的仁包四德。徐冰老师在报告《情感的秩序与对象——“二本”问题与杨墨思维误区》中提出,孟子批评墨者夷之“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观点为“二本”,实质上是批评墨家“爱无差等”的观点抽象地理解人的情感,而没有理解爱的本真意义。杨、墨“为我”、“兼爱”之论,由对情感的价值对象与伦理对象之混淆而造成了对人性的误解。邝其立老师在报告《朱子读书法及其问题》中指出朱子论读书有两个要旨。将《论语集注》与郑玄《论语注》比照,可见由通圣人之法向求圣人之心的焦点移易;与皇侃的《论语义疏》对比,则有“意在言外”与“理在言中”之区别。这种旨在揣摩圣心与䌷绎义理的读书法招致了圣人与经典位格的渐降,其原因在于经学诠释蕴涵了澄清与建构的双重目标。


10月15日上午9点,第三会场的学术研讨在博雅书院报告厅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蜜林研究员担任主持人,同济大学中文系徐渊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孙海科助理研究员、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陈绪波副教授、重庆大学哲学系王淇老师依次进行了报告,陈绪波副教授、王淇老师、徐渊副教授、孙海科助理研究员依次进行了点评。徐渊副教授在报告《早期文本的经典化与经学的成立》中探讨了《易》、《诗》、《书》、三《礼》、《春秋》及三《传》、《论语》、《孝经》自先秦至于西汉的文本成立过程,具体分析诸经典的经传分合、篇章及篇序等文本层次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古经文隶定的时代及性质问题。孙海科助理研究员在报告《援五行以释佛理:南北朝时期佛教释经过程中的跨界诠释》中考察敦煌写本S.2709所引用的《十六特胜经》之“十二因缘观”部分,发现大量援引五行比类学说诠释佛教理论的内容,这些内容与《摩诃止观》中五行比类说高度相似。二者可称之为平行文本,虽关系密切但又详略有异。陈绪波副教授在报告《经学与哲学关系探析》中认为,经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当下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唯有纳入到现代学科体系下,才能重新激活自身的潜力。以经学、子学为主要内容,以经学为主体,重新构建中国化的哲学体系,既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现实,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王淇老师在报告《尚贤务尽,及其幽隐——从〈礼记·王制〉出发再思儒家王道政治》中认为,在儒家的制度构想中,选贤与能是天下为公精神的彰显。既有研究常忽视选贤与能制度设计中对贤能者的独特理解,而这种理解则是通过分析不肖者来予以彰显的。《礼记·王制》将不帅教者与不肖者做了进一步区分,设置层层下放的制度对其进行反复教育,将潜在的贤能转为现实,其背后反映了一种“尚贤务尽”的观念。


15日上午10点45分,研讨会进入到闭幕环节。在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黄铭副教授的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蜜林研究员、四川大学哲学系曾海军教授、《中山大学学报》仝广秀编辑依次进行了总结致辞。任蜜林研究员在总结中比较了经学与哲学的差异,指出了经学在现代学科中与中国哲学有相似、交叉、重叠之处。对于如何在现代学术的学科建制下安顿经学,他认为需要成立一个具备综合能力的经学研究机构。纯粹的中国哲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涵盖经学,而纯粹的经学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代替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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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研究室副主任蜜林研究员闭幕式致辞


曾海军教授在总结中指出,就现实层面而言,虽然当前只能在哲学学科下面来研究经学,但经学在哲学学科、中国哲学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对其发展应该具有充分的信心。就理想层面而言,经学和哲学之间有不能完全融洽之处,因此经学应该是一个独立学科而独自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对当前的研究真正有所提升。仝广秀编辑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角度展开总结,认为将经学与哲学结合、纳经学入哲学,为中国哲学研究带来了更大论域,既激发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活力,也使之更具备历史感和现实感。诸位老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本次研讨会成功举办的祝贺,以及对未来“经学与哲学”研究发展的期许。最后,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绪波副教授致闭幕辞,对与会学者的大力支持表达了由衷感谢。他特别感谢会议主办方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的鼎力支持,以及张志强所长、刘丰主任、张文涛主任对本次会议的共同策划和细心指导。陈老师在总结中说,关于经学与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学界目前的现状尚未形成清晰的思路和结论,其深入解决需要各位学者的长期合作与支持。在各位专家学者的热烈掌声中,第一届“经学与哲学”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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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陈绪波副教授闭幕式致辞


撰稿人:陆萌

摄影:蔡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