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8日晚，重庆大学文字斋讲座第一百五十五讲暨 “重思人文系列讲座”第三讲“把历史比较方法带回来——重访泰勒《原始文化》”于博雅学院报告厅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边疆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讲座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人类学系杜树海教授主讲，重庆大学中文系孙旭副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师生参与研讨。

讲座伊始，主持人孙旭老师指出杜树海教授不仅是有文史修养的人类学学者，也是有着跨文化视野和超越文字以外社会关怀的历史学家，其研究既细致又广博，能够在地方思考中国，在中国思考世界，在多元文化比较中思考文明。本次讲座选取的精读文本《原始文化》，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的重要著作，出版后即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时过境迁，此书现在更多时候只为学者列举“文化”的定义时，简单征引，书中对文化概念的深度探讨、长时段的历史关怀和跨文化比较视野，并力图在多元文化中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思考的努力，逐渐被热门的理论取代，也导致人类学日渐失去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号召力。面对如此境况，杜树海教授的“重访”工作，对人类学和人文知识的发展，有着特别积极的意义。

杜树海教授从“文化”理论、遗存（survival）法和万物有灵论三个要点展开了对《原始文化》的解读。

在“文化”理论方面，杜教授指出，历史和比较是理解泰勒的“文化”概念的两大原则。两个原则，都秉持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历史方法重在对文化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尽管泰勒认为文化存在不同等级阶段，但他也坚信不同人群或早或晚都会经历同样的阶段。比较方法则重在对本性相似、环境相似、现象相似、处于同一个等级阶段的文化进行横向比较，这即打破了时空隔阂，强调文化的寰宇可比性。在泰勒所处的时代，人类学家们一方面认为同一文明内部有不同阶段之分，并非铁板一块，另一方面则指出不同文明之间也非隔离分立，而是可以互通认识。然而，当下的学术范式，是将世界进行纵向切割看待，如民族、族群、民族国家等，强调不同民族国家、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忽视了对世界的横向分层的研究，掩蔽了许多具有共性的问题。杜教授也强调了泰勒的“文化”并非种族主义式的，而是时间的、历史主义的。以1900年前后为界，“文化”理论从单数、大写字母的文化（Culture）转向复数、小写字母的文化（cultures），人类学的主流研究也从求同转向求异。从此，在认识上，全人类从作为统一文化进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体化的世界，逐渐变成多个各具差异和特点的多元文化组成的多元世界。数量众多，各具独立性的文化只能在其小生境中才能理解。

在阐释遗存（survival）法时，杜教授首先指出所谓“遗存”，就是仪式、习俗、观点等从一个初级文化阶段转移到另一个较晚的阶段，它们是初级文化阶段的生动的见证或活的文献。如儿童游戏骑竹马、民间习俗犯土等。随后，杜教授结合他对广西左江上游地区民间宗教仪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说明这样的遗存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层次和统一性。该地区有三类仪式专家：道公、麽公、麽婆，三类人群在语言上、经书上、文化习俗的使用，标明了他们分别代表着明清时期的王朝国家（道士），元至明初的土司体系（麽公）和中国南方更为土著、更为底层的文化传统（麽婆）。杜教授通过对三类人群及其仪式展演在文化传递和变迁中含义的解读，着重说明了遗存的叠加何以有助于我们认识时间和历史过程。为了更好与中国经验结合，杜教授继而以赵世瑜教授的社（庙）研究为例进一步探讨了遗存法与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内在联系。

泰勒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是杜教授讲座的重点。泰勒将万物有灵定义为包含了各个生物超越肉体存在的灵魂（souls），以及各种灵性存在（spiritual beings），后者与人类相通，并影响或控制着物质世界的现象和人的今生来世的生活。在泰勒看来，万物有灵存在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文化中，既构成了蒙昧人的哲学基础，同样也构成了文明民族的哲学基础。万物有灵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赋予了万物以主体性，人类将与之一起生活的各类物或生物都当作有情之物、生活成员对待。杜教授进一步强调，灵魂的观念有着存续说、等级说和报应说的理论历史变迁，不同的灵魂观念也同样可能层累堆积，并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带来启发。

从泰勒的时代到当代，万物有灵论经历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万物有灵论发生着从哲学到道德的转变，从一种质朴的自然哲学，转变为了具有伦理要求和律法意涵的高级信仰。第二，泰勒的时代也经历着本体论的转型，随着力代替生命、规律代替超自然力，物理、化学和生物占据了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整个领域，由灵性存在赋予生命的世界也逐渐祛魅。第三，由于1900年代以来，文化的整体性、同一性被分化和差异取代，万物有灵也从由一种泛化的“宗教性”转向区域化、实体化的“宗教”，后者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斯科拉、卡斯特罗等学者基于南美印第安人研究提倡的“本体论”。

通过对万物有灵论及其流变的细致解读，杜树海教授不仅说明了过于一个多世纪人类学内部知识思想的变化，也指出了古典人文知识对于重新定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意义。

在提问交流环节中，杜树海教授与在座的嘉宾针对不同主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吴娇老师提出了《诗经》中有关非人主体视角的问题，而王瑞静老师则从历史和文化研究角度对遗存法与文化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来自比较文学的高凤璐同学提出了关于孩童感知自然的讨论，杜教授以此为契机，指出艺术家和文学家在社会敏感度方面的独特优势，呼吁社会科学家学习这种创造性思维。

本次讲座为与会者呈现了一个多维度的文化理解框架，激发了人们对于人类学和历史研究的新思考。杜树海教授的演讲不仅是一场关于古典人类学的深度解读，也是对当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现代性秩序的深刻反思，凸显了从人类历史与当下的连续性、人类与非人的灵性存在之间的关联性的角度理解人类文明的重要性。

撰稿、摄影：谭跃洲

审稿：孙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