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至28日，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李开元老师作客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历史学系，围绕“再读《史记》，重写历史”这一主题，在重庆大学A区声音图书馆为师生们连续开展了三场学术讲座。历史学系董涛副教授、冯茜副教授、张帆老师、宁腾飞老师、向伟老师等部分高研院师生到场聆听。此次系列讲座是文字斋讲座的第131-133场。

讲座伊始，李教授首先向在座师生分享了自己对历史研究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是一门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要兼顾科学性和艺术性。因此，在传统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李教授尝试融合实地考察的研究方式和人文叙事的写作方式。李教授将自己的治学历程概括为“从研究到叙事”和“从书斋到田野”两个方面的转型，三场讲座也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解构《史记·秦始皇本纪》——重新书写秦始皇的历史

首场讲座，李教授选择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展开。他指出，《史记》是史著而非史料，《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文本实际上是由《秦始皇本纪》《过秦论》《别本秦王世系》和班固《评秦始皇本纪文》四个独立的部分拼凑组成，需要解构后重新解读。

随后，李教授提出自己的破案利器：“3+N”的历史学观。“3”分别意指：已经过去的往事为“史真”，是第一历史；史真遗留信息的载体为“史料”，是第二历史；历史学家基于史料书写的各类历史著作为“史著”，是第三历史。除此之外的历史，都是这个基础世界之外的延伸，属于N的历史。    

李教授运用“3+N”的理论详细解析了司马迁撰写《秦始皇本纪》所运用的四种史料，并重新审查《赵政书》所记载历史故事的真伪虚实，最后从流传的角度分析了《史记》不同版本的流传情况，推论《班氏家藏本史记》可能为今天流传于世的各种版本的祖本，《秦始皇本纪》之所以与秦汉历史多有不合，正是《史记》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形，这与班氏家族对《史记》的改纂有关。

荆轲刺秦王——口述史学与历史假设

第二场讲座，李教授带领大家一起解读“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作为与“鸿门宴”“项羽之死”并列为《史记》三大经典名文的“荆轲刺秦王”，其精彩的描写一直困扰中外学者：究竟是文学还是史学，是虚构还是纪实，是太史公的秉笔直书还是神来之笔？对此，李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三篇名文都是基于亲历者的口述写成的纪实文学，是中国口述史学的先驱。

李教授鼓励大家读《史记》文本时用读文想画的方式，假设自己为影视导演，然后将文本一一分解，对“秦舞阳色变振恐”“图穷而匕首见”“自引而起”“负剑”等细节着重解读，尽力真实还原文本记载。

接着，李教授运用“史真”“史料”“史著”的历史学理论对这一故事的编纂方式进行分析，认为文中出现的医生夏无且是当事人。他不但亲身经历了事件全过程，还以药囊投掷荆轲，事后得到秦始皇的赏赐。后夏无且将此事讲给公孙季功和董生听，司马谈则根据公孙季功和董生的转述写成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李教授还就历史细节进行推敲，原文中“左手”“右手”“左股”“八创”这些词汇描写细致入微，符合一个医生对人员肢体和伤病格外关注的职业特点，侧面反映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根据当事人口述写成的历史记事。

李教授分享了“王负剑”的真实状态。在总结刺杀失败的原因时，李教授指出荆轲剑术不精，原计划刺秦王者是秦舞阳，但在实际刺杀时荆轲与秦舞阳临时换了位置。秦始皇身体素质比较强和运气好也是导致刺杀失败的一部分原因。

文学比史学更可信——在历史记载的空白处

第三场讲座，李教授结合自己所作《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漫谈自己对于叙事史学的理解。历史学的根本在于求真，求真的基点在于对史料的搜集和对其真伪的鉴别。相对于无尽的历史而言，史料永远有限。如何基于有限的史料推想无限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永恒的课题。

李教授指出，对于历史空白的填补，历史学通常是以考证论文的形式进行，但以历史叙事的形式进行文学性的填补也未尝不可。《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不算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著作，而是复活型的历史叙事，一种新形式的史书。

在写作的时候，李教授怀着“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的理念，基于扎实的史料考证，运用合理的推想填补历史空白，讲述了秦、楚、汉易代之际的所有重大史实和人物。例如侯公说项羽的故事，《史记》的记载一笔带过，而游说的内容是一段历史空白，苏东坡作《代侯公说项羽辞》，王世贞作《汉王欲媾楚以请太公不得》，李教授在《楚亡》一书中也撰写了侯公如何劝说项羽，这既是依据间接的史料进行合理推测，也是运用想象力的文学构筑，力求真实地刻画项羽被迫接受和约的历史条件和心理转变。历史构筑就是基于逻辑真实的合理推想。

三场讲座精彩绝伦，每场讲座，在场师生都踊跃提问，李教授一一耐心解答，现场气氛十分活跃。李开元教授的系列讲座让大家对《史记》有了新的认识，更深刻地理解了历史叙事，开阔了学术视野，亦在史学方法上深受启迪。